- 此文是记者七年前（2006年）对辛丰年老先生的一次采访实录。
采访手记：
辛丰年讲话时右眼几乎闭着，左眼有微弱的阳光。起初我以为他不大能看见我，但又听他说近年一直在读书——“我读得太快，必须反复重读莫泊桑……上午我又重读了一次，趁眼睛还没全坏”。
于是我重新整了整衣服。那天上午曾在南通和苏州之间的苏通大桥的工地采访，从桥下走过时，有许多灰尘和汗水落在身上。
苏通大桥在长江头最宽的地方，我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完，它预计2008年通车，目前快要合龙，号称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因为下午要去拜访一位爱音乐的老人，我和四川工人交谈时，他细声细气的四川话听起来就开始像音乐，开吊车的福建工人的腔调更像音乐，因为对我更陌生，始终伴着钻头隆隆的打击声，脚下的江面上有小木船在用电磁铁偷废料，录音机里产生了嘈杂的电流，在这些声响之中，我惟独能将桥下湖北工人的嗓音识别为语言——乡音反而不可能是歌唱，是讲述，它讲的故事太清晰了，李皖似乎在谈论黑人说唱或者90年代早期的中国摇滚时也这么说过。后来很巧合的是：辛丰年也提到中国话的音乐性。
当时我在浮桥上，工人从这里向上施工，面朝长江深处，听到许多声响，找到了一种类似交响乐的空间感。
下午辛丰年和我也谈到，西方音乐好在有空间感，而中国音乐可惜多是线性的——仿佛中国古代音乐家从没有钻到古琴的肚子里，发现那复调与和声，回想此刻，我们走在桥肚子里，也像是走在一把巨大的古筝肚子里，听到了现代的听觉，听到中国的单纯背后的复杂性。 但是它的样式并不前卫。
但从外部看，或者听，桥只是一个瞬间，一个正在消失的线条，当时雾越来越浓，这个空间也马上就不会再有，而且浮桥正在被拆除，在桥梁竣工后，它建立的回响也就完全消失了。
当时我突然不想继续旅行了，不再想去任何具体的地方，听任何具体的讲述，各种嗓音，出生年月和衣服的色彩，眼泪和乐趣，还有地方志、宣传部、旅游局的口吻……现在终于来到了一个抽象的世界。这里有一切丰富性，有直接的音乐语言，让人驻足聆听。
于是在采访之前我就预先理解了：为什么辛丰年可以在南通呆上大半生，可以仅仅是听音乐就让自己少年老成，却又还是那么不谙世事。
我搜罗了这么些关于音乐的谈资，准备和辛丰年讲，一边敲打着辛丰年的门。
开门时，83岁的辛丰年一身干净的灰蓝色毛装扣到领口，可能经过有西洋趣味的裁缝的改编吧，袖口果如大儿子严锋在那篇序言里描述的：“常有油迹，做家务弄的”，头戴渔翁一般的风衣帽子，像旅行时的老作家。但屋里并没有风，下午中的下午，既听不见音乐，也不见那些浓缩的薄片紧密地陈放着。
我和他谈我对上午在大桥里体验到的音乐和空间感，他只是说：“你真是这样感觉的啊……”有时看起来很诧异，然后他会说，每个人对音乐的感觉都不同，而且，他不大理会我将音乐和桥梁工人牵强附会在一起，他的口气和目前流行的、纵横捭阖的“文化批评”不大一样。他似乎不喜欢联想太多，音乐就是音乐，社会就是社会。
多年以来，辛丰年试图在《读书》上那些专栏文章里，将读者的注意由文化引向艺术本身——音乐本身，他不知疲倦地逐个描述那些经典内部的听觉体验，他喜欢谈论柏辽兹自己写的《配器法》，喜欢谈乐器的本性，胜于谈音乐评论家的观念以及音乐的社会影响力，他也讨厌浪漫派那将内心世界过分外化的音乐。
1923年出生的辛丰年始终强调自己只是个音乐爱好者，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想，他更没有成为一个音乐评论家，他始终认为李皖对他的批评是最中肯的，他敬佩这个能把流行音乐说得那么透彻的年轻人——李皖曾评价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很奢侈很真诚地听了那么多音乐，有“良好的趣味”，但“没有卓识……像是一个驻足在门边上的听乐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一生，在他的面前则是音乐的大房子，迈一步就能走进去，他看到里面的一些光，但却不曾举步。”
但后来人们发现，辛丰年至少开创了一种文体，能够到达音乐的内部，描述它本身，我看他引用过的音乐掌故，也大多和音乐本身密切相关，是从大量的传记故事中精心发现的创作的真相，这种单纯的写作，在此时代反而越来越珍贵，现在，人们评论艺术的时候，要轻率地以文化批评“举步”，其实多么容易……
这使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目前一切的文学批评，艺术评论都为文化批评所替代，人们试图从外部谈论艺术的意义甚至艺术的奥秘——但这种“文化批评”只不过是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辛丰年作为一只老耳朵，至少用一辈子的时间，保持了音乐体验本身的独立性，他完全没有受到文化与社会学的污染。他始终是在审美。审美也不应该在学术中受到压抑。同时，在深刻与真实之间，他显然选择了真实。
他听音乐时的敏锐、世故如一个老作家面对生活，他年轻时能从那么抽象的世界里听出那么多人性里复杂的东西，但是从不将这些细腻的触觉用于对付生活。
他唯一将音乐融会于社会的评价是：音乐是永恒的，不管在什么时代。
他到了文化里，到了生活里，似乎就停止了聆听，所以，他并不是在世间的一切里都听到音乐，他听音乐的时候，不能有社会的干扰，他一直屏蔽着音乐与人生——生命就这么过去，阅历并没有增长，当年跟随部队行军的时候也没有使他更世故，所以他说：“以我的年纪，我经历了那么多时代，但都很浅。”
他听我们谈到桥梁和工人，就感叹：“你们很关心社会啊。不愧是新闻工作者。我也很关心新闻。我关心最近随州的地震。会不会影响三峡，那是真正的新闻。我们在长江下游，会不会影响我们，但我是不是在杞人忧天呢？”
他只有在谈音乐的时候才谈音乐，谈文学的时候就谈文学，谈社会的时候，他似乎刻意要找一个很吃力的实在的起点，比如从一些历史书甚至政治内幕的读物开始啃起，想在80岁的时候，重读中国和世界，从头了解天下大事。
和我们这些厌倦的年轻人不同，现在他想听人们的嗓音胜于音乐。
于是，83岁的时候，辛丰年希望开始迫切希望了解具体的世界，我在他身边，能感觉到他的求知欲就像一个儿童要从襁褓中跳将出来似的——年轻时他从没有旅行的欲望，现在的确也无力旅行了，但他仍然希望通过读书来旅行，看到具体的人与事，他在音乐那抽象的世界里沉溺了一辈子，现在他读书，关心世界，可时间多么紧迫，他对世界的探索还有可能再实现一次循环吗？可我的采访占用了他一个宝贵的读书的下午，这让我至今感到不安。
辛丰年口述：
一、要完全专注才算听音乐
我生于1923年，我原本完全不爱好音乐的，只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我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月光》，那是我听音乐的第一课，当时我还完全没有听过其他的外国音乐，连一部小品都没听过，比如现在很容易听到的《致爱丽丝》，小孩都懂——就这样，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喜欢上了《月光》，我听不懂它，但是我相信它没有欺骗我，不是在糊弄，那音乐一定是想说些什么。此前围绕我的音乐是中国戏曲，我完全没什么感觉，我尤其不喜欢京戏。
但我现在才越来越觉得，《月光》看似并不深奥，其实难懂。他一共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但是越往后越难懂，晚期的作品，我到现在也没听懂。莫扎特也是如此，我以前觉得简单，现在觉得太深奥了。现在我也觉得，大部分标题音乐不如不要了标题，纯音乐的形象更丰富。
我听你说，似乎很多人都是从小从《命运》开始了解了一个粗犷有力的革命的贝多芬，而不是《月光》。可贝多芬其实多么复杂啊——你如果把他的交响曲1至9号认真听一遍，就有9种不同的面目和性格，他还有32首钢琴奏鸣曲，另外还有数十首弦乐四重奏，还有些不重要的作品——那一共有多少个贝多芬呢？一个聋子有这样的创造力，也使你不得不赞叹西方音乐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当然，西方音乐现在也已到了停滞的状态——德彪西以后，音乐就停滞了，所以我也只听到他为止，人们继续演奏这些过去的音乐，新派的音乐，前卫的音乐，我自己听不懂，我看很多人也是听不懂，它只能是试验性的，甚至有时感觉是在那起劲地撞击，撞击，其实可能只是在骗人。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些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不符合我个人的气质，我也没有精力去听他们，不过我还是可以依稀感觉，崔健那样的音乐，也并不是在骗人，我通过李皖这样的年轻人了解到它们，他对流行音乐写的那些文字真好，对我的批评也很中肯，将来如果有可能，我想把那篇文章收到我的一本总结性的书里。
中国音乐，我看也是早就走了下坡路——古代的确很灿烂，当然对古代不可能要求太高，到后来基本上滑下来，赵元任讲得很好，中国音乐如果不愿意就这么衰败下去，一定要向西方音乐学习。西方音乐最先进的是和声与复调，那种空间感，而中国音乐是线性的。我承认也很喜欢中国音乐，但我越来越觉得它言之无物，越到后来越如此。对它的评论也是如此，中国人评画也是如此。
还有演奏方面，我不明白，《江河水》为什么要拉得那么悲，这还罢了，《二泉映月》也只是拉出了一个“悲”，拉的人也极力得表现自己的悲伤，太没有节制了，太空了。
因此，听西方音乐，要听出它的丰富和复杂，起码应该学会读谱，可以是很简单脯子，但是如果真正对西方音乐有很深的爱好，必须要学会读复调的谱。
总之，听音乐一定要认真。现在许多音乐爱好者很满足于随意性地去听，不想去尽可能地去了解创作背景和乐理方面的知识，没有办法深入进去，明明可以弄懂，却不去弄懂。就这么听听而已，再看看一些很肤浅的介绍，甚至就是看书，并没有听。
以前我常常劝人，要么就不爱，要么就准备为“听音乐”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时间和精力。因为音乐并不是“背景音乐”，当背景来听也必然是肤浅地听，我很不赞同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别的事情，我习惯专门地去听它，完整地听下来，不能做别的事情，有时候为了集中精力，我站着听，我知道国外很多人听音乐会，买不起票，买站票，站着听，不觉得累。像瓦格纳那样大演三天三夜，你站着也不会喊累。
现在上海有很豪华的剧院，票卖得很贵，修得像娱乐场所，我从来都不想去，有时间也不会去，音乐你要认真对待，而不是时尚和娱乐、消遣，是的，它有娱乐的方面，但它首先不是娱乐，它首先是一种教育，读书要认真读，音乐更要读，比书更难读。
但这一切对普通的群众来说，要求太苛刻。他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认真地听，甚至还去读有关的书，这很难。所以我现在不劝人听音乐，那是害人。因为音乐必须完全占据你的生命才算听，这很矛盾。
包括我自己——其实我现在耳朵很好，但我现在时间太有限了，不足以放入什么音乐，比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完整听下来，要花一个多小时，而且因为眼睛不好了，恐怕不久就失明了，我更想抓紧时间用来读没读过的书和还需要重读的书，所以基本不听音乐了。
从前我常常担心如果我的耳朵聋了怎么办，当时我宁愿眼睛瞎，也要保住耳朵，但是现在反过来。
但我不会再听音乐了——除了太花时间，这还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听的气氛了，这个世界是个乱世，大事不断发生，不能不去了解它，大家都在艰难地生活，我不能独自享受音乐……
二、现在我想听他们的嗓音胜于音乐
我曾把一辈子都给了听音乐这种享受。我们这种人很幸运——经历过旧社会，国民党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后来是建设新中国，再后来是文革，文革当然是最大的事件——但这些所谓经历却又是很浅的，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处在时代的旋涡当中，我们在历史和社会的边沿。我是一直在听音乐。
比如说我家在南通这个小地方，家庭和外界又是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是的，我父亲是个军阀，但他当军阀的时候我还小，我10岁时父亲就死了，我刚懂事他就已经不做官了，过去许多事情我们不可能有什么清楚的了解，现在也始终没想去了解。
接着1945年，我参加了工作，在部队里我也听音乐，偷偷的，何况后来战友之间越来越疏远，怕牵连，所以我反而有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时间来听音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我53岁了，想有更多的时间听音乐，提出退休，多年以后，等我大儿子长大了，他对我说：“这是你一生犯的一个大错误。”
我大儿子在《辛丰年音乐笔记》的序言中帮我理清了那段生活的头绪，他写道：1973年，我好容易在砖瓦厂获得平反，还当上了“某主任”，但1976年我就要求退休出来，那时中国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者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概念，没人给我安排退休的生活，我回家就是放弃那“15级”的干部待遇。
但退休以后是我集中听音乐的高峰，其实是那个时候饱听了好多，比年轻时有更多的时间听，我算是更加退出了社会，我也绝少旅行，年轻时行军去过江南一些地方，但此后我去过一次北京，天安门广场去了两次，上海也只小时候去过，南京因为家庭关系去过多次，此外没有旅行，也很少见人，只是电话联系，沈昌文先生介绍你们来采访，又惊又喜，他在电话里声音还那么洪亮，可我们从没见过面（这似乎和沈昌文先生的记忆有出入，他说他见过辛丰年——采访者注），这么着，退休后我就完全没有干扰了。
到8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感觉需要把自己爱好的东西做点普及工作，拿出来有同好交流，之前我只顾了自己听都来不及，更不要说想到和别人谈音乐。
现在我不听了，我也不觉得遗憾。听和读，二者只能取其一，而且有些东西，有些知识，不能靠听音乐得来，你得看报纸，听广播，一般的广播和报纸我不看，那也是浪费时间。我听我认为的重要新闻和大事。我也继续听一些短波，这和我80年代听南朝鲜的那个交响音乐台不一样，现在，收音机的音效肯定不能用来听音乐了，但可以听人说话。
最近《南方都市报》发表过一篇有力量的社论，内容我忘记了，还有最近湖北随州的地震，会不会影响三峡呢，我们南通在长江下游，会不会影响我们，但我是不是在杞人忧天呢？
现在我读得最多的是文学，我年轻时读的文学书很少，也很杂乱，我本该利用白天工作的间歇来多读些书，虽然我很多整块的业余时间在听音乐，但还是浪费了很多断片的时间。我年轻时读屠格涅夫、莫泊桑、托尔斯泰，与音乐一样，19世纪再往后有些东西我有些也不大懂了。
这些书我有的没读过，有的读过，还要反复重读，特别是原来是英文写下的，我要尽量读英文原著。
我喜欢狄更斯的《孤星血泪》。这本书我觉得是他最好看的，他其他的小说我没全读，但好像都没有这本写得严肃，而且很自然，哈代的东西我也读过几本，是读的译本，但比我们自己读英文原本还要体会得深。
我为什么想参军呢，主要是受到《罪与罚》的影响，书里没有写革命，但写出了当时人间那么多不平，让人看了非常激动，就成了我追求光明的动机。另外曹禺的《日出》也让我看了非常感动，受到了启发。我也喜欢张爱玲的散文。
好像文学对我们那时的人来说，不是欣赏的问题，而是影响了灵魂，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事情。
过去我喜欢音乐胜于读文学，但现在要补课。要读文学和历史，如果我以前就读了，今天就可以理解更多的事情。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所以重读的次数也就越多。
你说我懂音乐中那么多事情，但世界上我不理解的太多了，我年轻时也相信过一些东西，也好像觉得世界上什么都解决了，现在才知道问题根本没解决——世界往何处去，当然不是我们小人物所能解决的，找到一个什么地方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过去我们这种人都信神——人造的神。这和音乐是割断的。音乐的世界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是个无神论者，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我甚至不是唯心论者，我不喜欢宗教音乐。不喜欢巴赫的音乐，亨德尔的音乐要好些，他让宗教有了些人性的生气。
但历史怎样发展，像我这样的人都迷惘，迫使我们加快读一些书，马列的书可能要重读，至于斯大林的书，却用不着，那是过去不容怀疑的东西，现在不是，但是，抛弃了这旧东西，新的东西又在哪里……
你问我从文学里读出了什么……无非是无非读出人生嘛。有时也能联想起一些音乐，但这种体验我还接触不多，说不大清，人家说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有音乐，但我不懂法文，我只能看中文翻译，这样就比较隔，所以我没有读出音乐。
你问我如果有一天真的不能看书了，还会回过头去听音乐吗……我想也不会……我不能看书了就在脑子里去想，还可以听人家念书，或者是听人家说话——
我记得我退休以后错过了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如果去了，就能见到我崇拜的金克木先生了，他是个真正的学术导师，我很想听到他的声音，可惜他已作古，现在却有那么多搞学术腐败的人。
所以，你们以后采访，要是能有声音附在文字旁边就好了，我说的声音不是音乐，比如说胡适的声音，你听过吗？我听的时候，他平时的文字如此冷静，但那次在台湾晚年的演讲如此激动，我没想到。
文字不足以建立“史感”。如果还知道他的声音笑貌，就比较全了。
但是，像赵元任讲话的声音，思考的声音，现在也弄不到了，我只搜集到他的歌声，我也后悔听不到老舍的声音，沈从文的声音，卞之琳的声音——过去其实应该让他多朗诵一下自己的诗，录下来，就好了，他也是南通海门人——我还希望听到钱钟书的声音，张爱铃的声音。我也喜欢看口述的自传。
当然目前我最想听到金克木先生的声音——讲话的声音，特别是中国话，本身就有音乐性，这和他们书里读出来的声音不同，我想去印证我想象出的真实的嗓音，这比音乐更珍贵，我现在想听他们的嗓音胜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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