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中国摇滚新教父”名号的谢天笑大部分时候都只留给人们一个模糊的形象——极瘦，长发，胡子拉碴，唱到最后几句常常嘶吼，配器简单曲调迂回，尽管吉他solo一气呵成逸致灵动，却远没有Pink Floyd式西方摇滚的华丽精致。
他的经历里大概有很多故事，浓缩起来却只有短短几句话。谢天笑，1972年生人，自幼学画，9岁开始学京剧，并随剧团四处演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成为北漂一族，1994年底为电影《越南姑娘》创作歌曲《你不象》。1995年离开“出家的猎人”乐队，1997年与来自山东的同乡李明组建了“冷血动物”， 随后甘肃鼓手武锐入队，三人编制的“冷血动物”以狂暴的乐风和疯狂演出纵横北京摇滚舞台。
1999年，谢天笑签约京文唱片旗下的“嚎叫唱片”，“冷血动物”随即出版首张同名专辑《冷血动物》。站在唱片业好时光尾巴上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卖出了15万盒卡带和4万张CD,台湾地区的CD销量亦达到8000张，与其说是当时媒体口中“中国摇滚土壤里绽放的奇丽花朵”，不如说是“中国摇滚土壤里绽放的最后奇丽花朵”。
听谢天笑的歌最好把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都去掉，什么Grunge（垃圾摇滚）,什么Reggae（雷鬼）, 都先去掉。再把结实的鼓、摧枯拉朽的吉他、硬如枪炮的贝斯织成的绚丽的光的甬道也去掉，把谢天笑写的白又不够白诗也不像诗的歌词也去掉。最后剩下的，被很多人热爱的，其实是记忆深处躁动不安的青春和前路茫茫的惶恐留下的最后一声回响。土，但是吸引人。
张晓舟曾经说得很精辟:“其实不管怎么全球化，都有一班土老炮，野孩子是土民谣，小河是土先锋，谢天笑是土摇滚，他不管是玩Grunge还是玩Reggae，都植根于民谣，请注意，不是布鲁斯，而是从民歌到囚歌，谢天笑是上世纪80年代囚歌与90年代打口在21世纪杂交而出的硕果。”
2005年，谢天笑的第二张专辑《谢天笑X.T.X》出版。他开始不满足3件乐器的简单配置，加入管弦和民乐。后来他加入十三月唱片出了《只有一个愿望》和《古筝雷鬼》，有人说“老谢软了”。加入“摩登天空”后，新专辑《幻觉》在今年3月新鲜出炉。在这段时间，他风光过，在2006年的世界杯开幕式转播中为央视转播版配唱了主题曲，成为继崔健以后第二个出现在央视节目中的纯粹摇滚歌手；也失意过，2011年因为吸食大麻被警方拘留。他可能学会了妥协和平衡，学会舍弃一点东西再加入一点东西。总之，谢天笑把新专辑《幻觉》的封面做成黑色，曾经颓唐的样子凝固成了封面上有点沧桑的侧面雕像。虽然音乐精巧了，这回却没人再说他“软了”，因为态度放在那里——“就算生活能再来一遍，就算世界再回到从前，我知道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不会改变》）；“音乐在我周围，我不后悔”（《让我走》）。
他的思维有点跳跃，但是很真诚，说自己“敏感孤独，并没有承担摇滚人通常背负的所谓社会责任，只是自由表达”，也很跳脱，直言“中国摇滚辉煌的时候远没到来，之前音乐人们所谓的好时光是因为他们太以自己的时代为中心，然而那个时代的摇滚和大众是脱节的”。
谢天笑访谈——“我只想唱好自己的事”
东方早报：当时为什么会不唱京剧去做摇滚？
谢天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吉他学习班，当时教的是古典吉他。我们那个老师有次去了北京，跟北京摇滚圈子里的人混完回来给我们看了他跟黑豹、崔健、唐朝他们的合照。当时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衣服好看，特别酷，但是不了解摇滚是什么，听得也很少。吸引我的是他们的态度。
东方早报：当时做摇滚有所谓的启蒙吗，有没有想要冲破什么东西的考量？
谢天笑：我们七零后算是“文革”后面的那一代，并没有对未来的思考，对于时代也并没有想那么多。
东方早报：中国摇滚比较早的一批人比如崔健、魔岩三杰、唐朝等际遇各不相同，能够坚持到现在还在创作还在唱歌的已经不多了，你为什么还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
谢天笑：很多人最初做音乐是把音乐当玩具，后来又当成其他的工具。当然吉他对我来说有时候也是玩具，但是音乐更多时候是一个像呼吸一样自然的出口。在这样的社会音乐人会经历很多坎坷和痛苦，这些东西需要一个出口。这时候音乐就变成我的需要。有了这个出口我就不怕任何问题和痛苦，能够坦然面对了。
东方早报：2006年你上央视的平台唱世界杯主题曲了，为什么会浮上水面？浮上水面之后是什么感觉？
谢天笑：在中国，不管是媒体、大众还是很多音乐人本身都会觉得“地下音乐人”是一种处境，而且是一种需要同情和敬佩的处境。但我觉得这实际只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艺术形式。
在西方，地下音乐有自己的厂牌、演出场所、乐迷群体，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发出与主流不同声音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艺术形式。中国则没有这一套健全的体系，地下和主流全混在一起。有些新出来的独立乐队签了唱片公司之后因为媒体的介入和演出、发片的需求被迫纳入主流体系。
东方早报：对你来说，出现在主流的平台对你的音乐是否有改变？
谢天笑：1999年我们出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之后演出越来越多，名气也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成为“主流”，但是对我们来说区别只在于媒体的关注多了，音乐态度上没有区别，要说有也是因为阅历和理解，而非平台的不同。对我来说，主流是对商业和市场的迎合，“地下”则是自己的态度和思考。
东方早报：中国摇滚一向容易被赋予很高的社会责任，比如崔健这些年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你呢？
谢天笑：我不会，我相信崔健刚开始弹吉他的时候也没这个想法，是后来因为角色的关系才开始做这个思考。我的音乐还是很个人的表达，只是想唱好我的事，表达好我想表达的事，因为一个人的事情有时候就是所有。
东方早报：有不少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音乐人都觉得“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会不会有相似的感觉？
谢天笑：恕我直言，这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音乐人也许过于以自己的时代为中心了。有时候要跳出来，失去自我地看问题比较好。我觉得中国摇滚的辉煌时代还没到，但是一定会到。
东方早报：为什么你觉得那个时代不够好，更好的会在后面？
谢天笑：因为当时的摇滚圈子很小，里面的人跟外面的都是脱节的。无论是大家都很贫穷看不见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在圈子里“很奢侈”地做摇滚，还是后来大家都忙着赚钱而他们还留在自己小空间里面，这些音乐跟大众的关系都不大，大众也没有时间和情感去接受这些音乐。当然，没有很好的作品也是原因之一。
东方早报：你并没有留恋当时的这些小圈子，是不是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创作者？
谢天笑：音乐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都是孤独自私主观的，因为这个出发点一定要来自自己。我觉得音乐人应该是敏感和孤独的。我这样说是不是等于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其实真是这样，虽然有时候我也不想，但我就是很容易被触痛的人，就算经常告诉自己要躁一点要忘记也没有用。
事后我们在酒吧闲聊，乐队成员把自己的DV拿出来给我们看他自己拍的行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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