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全球唱片业兴盛的最后阶段，生前拒绝发行唱片的罗马尼亚裔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克，去世后还是赶上了末班车。坊间说他的儿子向西方知名唱片公司出售了他只在广播里出现过的录音。一时间切利比达克这个名字以及他生前的录音，传遍世界，在国内的爱乐界也引发极大的反响。当年有一部编译的切利比达克传记成了古典乐迷人手一册的必读书。
自从卡拉扬于1989年去世，当年与他一起竞争柏林爱乐指挥宝座的切利比达克，成了乐迷热议的话题人物。作为一个东欧人，他输给了萨尔兹堡出生的卡拉扬，好多人为此愤愤不平。而在卡拉扬之前，很多人认为切利比达克才是富特万格勒指挥艺术的真正传人。卡拉扬上任之后，被挫败的切利比达克就离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心舞台，开始执掌德国的二流、三流乐团，也担任北欧乐团的指挥。他当年的许多录音借助于广播这种手段向受众传播。
尽管切利比达克承担了被逐的角色，但还是有好事者拿他与卡拉扬比较。卡拉扬的指挥风格契合时代美学，演奏速度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有一种飞跃。他对很多古典乐曲的阐释语速越来越快，很多时候超越了乐迷理解的限度。比如卡拉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快得令人咋舌。贝多芬原本在乡村漫游的脚步成了快步走。但切利比达克反其道而行之，指挥乐曲的速度越来越慢，也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对卡拉扬而言，时代在行进，音乐处理也必须行云流水，类似于中国的行书与草书的表达方式，才被更多人接受。但切利比达克的指挥风格却类似于中国的楷书与隶书。卡拉扬的现实人生也近于行书与草书，滑雪、开飞机，尽享成功人士的一切。切利比达克却像失败者，以慢速度的演出难为听众的耳朵，避离成功学，到了一个只求内功，无意外表的音乐世界。他也许是要听众回到作曲家作曲时的艰难处境，从音符之间的复杂关系感受音乐的存在。
切利比达克为他的“慢”寻找哲学证据，曾到日本与禅师交流，以东方禅宗解释他的音乐。按照他的说法，许多听众听音乐之前都预设了前提，比如贝多芬是什么，柴可夫斯基是什么，用美国文学评论家布罗姆的话讲则叫“影响的焦虑”。而他要去除的，既是“影响”，也有“焦虑”。切利比达克的许多唱片封面用的多是日本寺院的图像。他强调，倾听音乐前要清空自我，避免被既有的经验与约定俗成的见解控制。
最近我听了切利比达克指挥慕尼黑乐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是1999年百代公司出品的1989年3月17日的现场录音。整首乐曲用了78分43秒才得以完成。我感到这部大作品的任何环节切利比达克都交代得特别清楚，一是一，二是二，没加任何调料，仅是本真还原。但大多数乐迷们还是太受不了切利比达克的“慢”了，他们喜欢卡拉扬的“快”与“帅”，而不太接受有意为之的“慢”和“钝”。
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在其名作《历代大师》里，讥讽贝多芬的音乐像德国军队的行进，并质疑贝多芬的名声。但切利比达克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减慢速度，是对伯恩哈德任意贬低贝多芬的最好回答。我觉得慢下来的贝多芬要比快的贝多芬可爱，也更有意思。让听众的耳鼓更贴近作曲家的世界，放掉乐队二度阐释这个环节，接近音乐的本质，是对这个过度阐释，尽是影响的焦虑的时代的一种拨乱反正。
我推崇音乐的减速者，相信敢“慢”下来，一个音符又一个音符地表达才显现不含糊的功力。以慢的哲学秉承古典音乐的真正精神，才有说服力。但以切利比达克的音乐哲学去贬低卡拉扬也属不智之举。卡拉扬的“快”，有他的理由。我们作为听者，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切利比达克的后代把他的录音卖给了唱片公司，得着了最后的晚餐里的汤羹，幸还是不幸呢？父辈们的音乐遗产都被不肖子孙给了商业世界，大数钞票，也使我们从唱片里感知到了他们的存在。这该是另一个不是悖论的悖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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