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的《g小调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是他的一部叙事性交响曲，情节感和画面感十分强烈，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老肖式的双关作品。这部作品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背景，而了解这部作品的背景，将对作品的解读有着巨大的帮助，同时也能一窥肖斯塔科维奇对于时代的认识和对于人民无谓牺牲的惋惜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反省。
几乎所有的有关这部交响曲的赏析都会提及俄国的1905年革命。然而大多数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了冷冰冰的革命上，而并没有注意到处于革命中的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将会越发体会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这里对于人性的理解。革命中的“人”往往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发人深思。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这样看这段历史：在1905年的俄历1月份，由加邦神甫组织领导圣彼得堡的工人阶级来到冬宫广场向沙皇请愿，提出了希望增加工人的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劳动时间等要求。然而沙皇不仅无视了工人们的请求，反而在俄历的1月9日将枪口对准了广场上请愿的工人，一场屠杀降临在了冬宫广场上。因为当天正好是星期日，因此这一天也被成为“血腥星期日”。“血腥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破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的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点燃了推翻沙皇政权的革命运动。
以上就是对这次事件最笼统的概括。然而，这却不是事实的全部，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事实。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看到这次事件背后每一个人的动机，我们将会发现这次事件中的几乎每一个主导者都有着令人发指的秘密，各怀鬼胎。
首先，就是请愿运动的带头人，加邦神甫。1905年他组织工人请愿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是沙皇秘密警察的一员，从警察局获得报酬。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他是“组织”了工人请愿运动，不如说他是“煽动”了工人请愿运动。然而，事实还不仅如此。加邦神甫不仅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同时他还为革命党工作，因而，他实际上是从双方得到薪酬——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双面间谍。然而，事实上，加邦神甫还仅仅是这盘大棋中的一颗无关紧要的棋子，他的死也极具戏剧性：当他试图招募被阿泽夫预先通知的社会革命战士鲁藤堡时，被揭穿身份并被吊死。
于是，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人物：阿泽夫。在弗拉基米尔·茹赫兰所著的《沙皇暗探局的秘密：冒险家与奸细》一书中，是这样评价阿泽夫的：“最具色彩，同时又是最矛盾的人物要算阿泽夫，他后来被称为‘奸细王’。一方面，这是一个组织了一系列成功针对沙皇大臣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叛徒，将自己的许多战友送上了绞刑架和苦役。”这样的一段话足以勾勒出阿泽夫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他同样也是个双面间谍，他一方面帮助革命党消灭了沙皇手下的很多重要人物；同时，他又帮助沙皇成功地躲过了革命党制造的多次恐怖袭击。因而，对于对峙的双方来说，阿泽夫都是一个极具利用价值的人物。而这个人的命运，在这场历史的漩涡中也极具戏剧性。
他是被沙俄警察局前任局长阿列克谢·洛普欣出卖的。阿列克谢·洛普欣只是警察局里的一个匆匆过客，然而就在他在警察局的惊鸿一现中，却出卖了阿泽夫：他不认为间谍工作是一个“诚实的方法”，因而在他卸任后，他向记者布尔泽夫详细讲述了阿泽夫的情况，而与此同时，革命者又从布尔泽夫那里了解到了一切。一张针对阿泽夫的大网正在慢慢展开。而此时，对于阿泽夫来说，仍然有逃脱升天的机会，因为彼时的革命者仍然是按照19世纪幻想的法则行事，在这个法则中，诚实、责任和许诺是宝贵的：当革命者找到阿泽夫时，他差一点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甚至出示了当时正在柏林旅店住宿的发票——这枚发票成了阿泽夫在此时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已经有人认出了他在当时正出现在圣彼得堡。然而，革命者仍然决定去柏林核实一下这些旅店发票，于是处理阿泽夫的工作便顺延到了第二天。而阿泽夫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逃到了科隆。
阿泽夫又苟活了10年，在1915年6月，德国反侦探局将他作为危险的革命恐怖分子逮捕，关进了莫亚比特监狱。在监狱里，阿泽夫又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最后于49岁时去世。
这就是1905年革命背后的真实历史，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正如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听起来的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因而我们似乎可以说，沙皇并不是无端地将枪口对准了聚集在广场上的工人，工人的聚集，以及沙皇的命令，在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着一个隐藏着的力量推动。这个幕后的力量甚至直到事件结束都没有人去真正追究。在1957年，1905年革命结束52年后，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这首第十一交响曲，并将它题献给十月革命——道理很简单：1905年革命催生了俄国二月革命，而二月革命又催生了俄国十月革命。
这部作品是一部典型的标题性交响曲，从每个乐章的标题中我们便可大致领略到作品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和作曲家本人的看法。
第一乐章标题是“冬宫广场”。整个乐章以A-B-C-B-A结构写成。从这个结构中我们便可感受一种拘谨和压迫感，以及一种轮回的感觉。而音乐的创作也极其压抑。音乐在一开始就以一个极其沉重的乐思开始，这个乐思贯穿了整部交响曲，可以说是对事发地点的提示以及对整个事件进行回忆的暗示。紧随着这个乐思，便是小号的独奏。我们把这段小号的主题称为“警号”，因为它的每次出现都预示着危险的来临，而随着危险一步步地迫近，“警号”主题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警号”主题之后，便是长笛演奏的《听啊，人们》的旋律。在中间部，作曲家又引用了民歌《囚犯》的旋律。引用民歌的旋律也是肖斯塔科维奇这部交响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此之前引用大量民歌旋律的交响曲可以追溯到他的第四交响曲。这种手法十分类似于马勒创作交响曲的理念，然而与马勒有所不同的是，马勒对民歌赋予的是命运的戏剧性的内涵，而肖斯塔科维奇则是将民歌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让音乐充满了历史不堪回首的压抑感。在这个乐章的结尾，“警号”最后一次响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时的“警号”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它不再是由一把小号独奏，而是由两把小号以卡农的形式重奏。我们可以感受到，随着危险的临近，“警号”也变得迫切起来。
紧接着就是第二乐章，标题是“1月9日”。这个日期是俄历，公历是1月22日。这也是1905年革命爆发的时间，是沙皇的枪口扫射广场上的工人的日子。在这个乐章的最开始，音乐就如海浪一般层层递进，此起彼伏，音乐所传递的不安的情感越发强烈，所烘托出的悲剧性也越发惨烈起来。如果我们仔细听一下会发现，这段音乐是由三拍子写成的。三拍子在这里非但没有了圆舞曲华丽轻盈的特点，反而增强了音乐的不稳定性，更像是飘摇在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一般，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悲剧的种子在这里已经种下，就等待着枪声响起的那一秒。
对于枪声的响起，在这个乐章有着两个不同的解释。在乐章前半部分波涛汹涌的音乐平息后，我们又听到了冬宫广场的那种压抑诡异的乐思，随之而来的，就是越发迫切的“警号”主题。“警号”在此时的出现仍然是以两把小号卡农形式重奏的，而与上一次的重奏不同的是，两把小号无论是从时间的间隔还是从音程的跨度上都更加短了，“警号”的迫切程度达到了极点。
“警号”尚未平息，便响起了几声强烈的小鼓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段十分复杂精彩的赋格。有人认为，第一枪正是在此时响起的。而接下来的赋格仿佛是枪声响起后不安涌动着的人群。这段赋格又是引用了一首民歌：《同志们啊，组成勇敢的队伍》。在赋格结束后，便是整个乐章最为爆棚的部分。这一段主要由打击乐完成，粗暴惨烈的打击乐形象地刻画了机枪扫射广场上的工人时血腥惨烈的场面——有人认为，第一枪的响起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无论枪声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描写机枪扫射的部分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脱帽主题”。这是“脱帽主题”首次出现，然而却不是以原貌出现的。在这里，“脱帽主题”被撕扯得几乎无法辨认，将整个场面衬托得无比惨烈。
“脱帽主题”是整部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代表人民的象征。它象征着人民的主体，象征着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的不断抗争，象征着人民推动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不断努力，同时也象征着这次运动中人民的尝试。因而，可以说这是整部作品的“题眼”，是画龙点睛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中，最为中心的部分是第二乐章机枪扫射的主题，但它之所以最为中心不是因为它听起来最为爆棚，支撑起了全曲中心的高潮，而是因为它引入了“脱帽”这个最为关键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结束后，“冬宫广场”乐思再一次响起，一切归于平静，而广场上留下来的则是堆积如山的尸体。一场惨烈的运动就此告一段落，而肖斯塔科维奇对于场景和事件的描写也告一段落。
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乐章则是肖斯塔科维奇对这次事件的感受和反思。第三乐章的标题是“永恒的怀念”，这无疑是一个葬礼进行曲式的乐章。在这个乐章当中，作曲家又一次引用了民歌作为乐章的主题：《同志们不会倒下》——据说，这也是列宁最爱哼唱的旋律。这段旋律悲壮异常，同时又十分抒情，是前苏联悼亡革命烈士时常用的旋律。而中间部，作曲家又引用了民歌《自由独立的呼唤》，单从引用民歌的标题我们便可窥见肖斯塔科维奇对于这次运动的沉痛惋惜的心情。然而，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说，沉痛的心情并不是他最想表达的事情，对于这次事件的反思才是他最想说出的话。因而在第四乐章中，我们看到了肖斯塔科维奇最为精彩的段落。
第四乐章的标题是“警钟”。他到底要为谁敲响警钟？他想要警示什么东西？这是第四乐章中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自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推翻沙皇独裁政权需要的不是单纯低级的广场请愿运动，而是需要更加复杂、更加暴力的手段推翻。这种解释不为过，然而却极大地歪曲了肖斯塔科维奇所要阐述的思想。我们来看看这个乐章：它的结构十分类似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末乐章。我们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在第五交响曲的末乐章中先是创作了一大段狂热极端的音乐，用以描写人民对于革命胜利的欢庆，紧接着，他再现了第二乐章的讽刺主题，不光讽刺了前半部分狂热的主题，同时也给急于庆祝胜利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并最后暗示革命尚未成功，悲剧依然继续。那么我们在他的第十一交响曲的末乐章中也发现了这种创作手法的痕迹。
首先，肖斯塔科维奇同样是描写了一段狂热的主题，这段主题同样是引用的民歌：《狂乱的暴君》，紧接着，出现了一段在作品中极其罕见的大调主题，这个主题同样是民歌：《华沙劳动歌》。在这里，肖斯塔科维奇所要表达的思想更为明显，他将象征着暴君和劳动者的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鲜明强烈的对比，同时也暗示了推翻独裁政权的主体是劳动人民这一思想理念——这也是肖斯塔科维奇一直秉承着的理念，他不相信由上而下的革命，同样也不迷信于某一英雄人物。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对于人民的情感同样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将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人民的身上，而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地暗示人民反思对于选择民族未来中所犯下的幼稚和低级的错误。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在他的大量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得到，尤其是他的第五、第七和第八等重量级的交响曲中。而在他的第十一交响曲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个痕迹。而最为明显的段落要数“脱帽主题”的回归。
在音乐的结尾部分，我们听到了由英国管独奏的“脱帽主题”，这也是这个主题第一次以原始面貌出现。这一主题的回归颇具深意。它一方面回忆了当年在广场上被沙皇下令扫射而死的人们，另一方面也是在影射与肖斯塔科维奇同时代的人们的命运。我们听到，这个段落的英国管独奏十分悲戚哀婉，与之形成强烈呼应的是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同样是由英国管独奏主题，而在德沃夏克的眼中，英国管要比双簧管听起来更加深沉委婉。同样的，用如此深沉委婉的音色来回忆和反思人民的牺牲，也是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第十一交响曲中所要表达的内容。
我们不禁反思，反思1905年死在冬宫广场上的人们，反思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死。前苏联官方对此的解读是，这些人为了民族的未来以及新政权的建立而牺牲了自己，然而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眼中看来，事情却绝非仅仅如此。我们推翻了一个独裁政权，却又迎来了另一个独裁政权，百姓的生活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却每天都要迎合当权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聒噪的宣传和洗脑。那么，这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他们的死是否真的死得其所？他们的死是不是真的具有历史价值？历史的悲剧是不是已经轮回，人们是不是依然没有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这不仅是肖斯塔科维奇对于1905年革命的反思，同样也是对于历史的一个质问。
当然，这段历史在今天已经有了定论，而肖斯塔科维奇对于历史暴力革命中无谓的牺牲的惋惜和对倡导这种牺牲的主导者的质问却留在了他的作品中，警醒着后来的人们。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创作于1957年，而在一年前，也就是1956年的6月2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也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Cegielski工厂的约16000名工人聚集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向一意奉行苏联政策的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而波兰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一场运动变成了流血事件。
很难说这次的波兹南事件是否影响了肖斯塔科维奇对于他的第十一部交响曲的创作，同样也很难说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第十一交响曲中除了纪念了1905年革命，是否还影射了波兹南事件。然而波兹南事件作为对1905年革命的呼应，却恰好暗合了肖斯塔科维奇对于悲剧的轮回的看法。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实际上并不得志，因为他在作品中所千呼万唤的理念始终没有成为现实。然而，他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却不能忽视。作为政治音乐创作大师的肖斯塔科维奇，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的内心，以及他对于人民渴求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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