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问世八十年了，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陪伴我一生的乐曲，我就会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黄贻钧，他是《花好月圆》的曲作者。
今年是父亲黄贻钧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我国第一位专业交响乐指挥家，可他同时也是作曲家，有许多乐队作品，也为很多电影作曲，如电影《小城之春》《武训传》《鸡毛信》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花好月圆》了。
民乐曲《花好月圆》创作于1935年初，父亲当时20岁，刚从苏州来上海，在百代国乐队演奏二胡、洋琴等乐器。百代国乐队是外商百代唱片公司于1934年组建的。《花好月圆》是他写的第二首小品。处女作《打更曲》是一首带有随想性的写实小品，表现打更，此曲受到公司经理法国人德高的称赞，以后还成为电台常广播的乐曲之一。受此鼓舞，第二个作品《花好月圆》也很快就创作出来了，乐曲描绘了一幅轻歌曼舞的欢快画面。当百代公司在制作唱片时，这首短小的曲子有幸被选用，得以流传下来。
建国后《花好月圆》由彭修文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还被关英贤改编成同名的管弦乐曲，台湾的民乐队也用他们的表现手法演奏《花好月圆》的曲调。此曲的影响已遍及海内外，至今广为流传。
这首乐曲特别具有江南特色，这是因为父亲自小就喜欢江南曲调。后来，他在百代国乐队期间结识了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我国早期作曲家，乐队常为他们的民族乐作品灌唱片。据父亲说，他当时听到的第一批唱片就是聂耳改编的《金蛇狂舞》和任光的《彩云追月》等。受他们影响，父亲也重视收集和创作民族音乐作品，创作和改编了管弦乐曲《民歌选奏》《江南组曲》和弦乐合奏曲《良宵》等。
父亲告诉我，他创作《花好月圆》时心中充满喜悦，刚来到大上海，内心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完成了曲调。那时他还没有学作曲法，不懂作曲规范，却写得很快。写完后他请同事陈中听并题名，《花好月圆》就这样诞生了。当年灌唱片时乐队仅有林志音、陈中、秦鹏章和我父亲四人，配器很简单，头尾两遍齐奏，当中两遍由不同乐器采取问答式的轮奏，还用了锣和鼓。父亲晚年听了当年录制的唱片后曾苛刻地评论：“如果用今天的‘作曲四大件’来衡量，《花》曲确是简单的，乃至是幼稚的。”但乐曲的欢快热烈的情调却是那么明显与突出。
我更为感动的是父亲不求名利。作为这首乐曲的曲作者，父亲的名字很长时间是不为人所知的。《花好月圆》创作后唱片上并没署名，彭修文改编此曲时误以为是任光所作，直到中央电台播放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花好月圆》后，知情人秦鹏章向电台反映原曲作者是黄贻钧，这才纠正了过来。父亲一向尊重他人的劳动，他高度评价了改编曲，他说：“彭修文改编的《花》曲是好的。如果在《花》曲产生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值得重提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彭修文同志对《花》曲的再创造丰富了原作的乐想的缘故。”
以《花好月圆》为起点，父亲逐渐成为我国早期从事电影话剧音乐工作的作曲者之一，并从指挥自己的作品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父亲一生曲折坎坷，但从未被压垮。早年在艰苦的岁月里向往着光明；“文革”期间横遭劫难，因《花好月圆》还挨了批：“解放前劳动人民连饭都没得吃，哪来‘花好月圆’？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有‘花好月圆’……”乐曲《花好月圆》当然被打入冷宫。虽身处逆境，可他仍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他始终记得莫扎特的话：“生活的苦难压不垮我，我心中的欢乐不是我自己的。我把欢乐注进音乐，为的是让世界感到欢乐。”“文革”后《花好月圆》再次被认可。因为人民大众喜爱它。1992年，《花好月圆》被推荐和提名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父亲逝世二十年了，谨以此文表达深切怀念之情。父亲虽已离去，他创作的音乐却不断地被人演奏、聆听，永远陪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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