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拖鼻涕的年纪时，偷偷省下早饭钱，跟着弄堂里的大哥，自己动手装了一台单管收音机。全部零配件是从上海一家叫“襄阳”的商店买的，记得有2只晶体管，一个叫3AG1，一个叫2AP9，花了我一毛五。我生怕是坏的，用店里的万用表量了又量，因为量的时间太长了，一位姓李的营业员前来帮我，还跟我讲回家焊的时候，电烙铁接触时间不要太长。此后漫漫人生路，这位李姓营业员一直是我的忘年交，在一起装机，也一起干些其他事。
用自装的单管机，我饶有兴趣地听完了电台播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也结识了有生以来第一位重要朋友。
音响发烧的人，叫“发烧友”，这个“友”字非常重要，音响发烧就会找到同道朋友，有朋友切磋才能真发烧，这和武林高手切磋成长一个路数。为什么现在音响发烧的人越来越少了呢？我认为大家现在都缺少真朋友，越来越没有朋友心。如某人家里买了个啥啥图的放大器，我等再三请求也不让去他家见识一下，理由是“闲散人员”去他家，老婆要骂的。
音响发烧交朋友得有个场合，现在主要是网站BBS和微信群，过去没网络，最好的交友场所就是发烧音响商店，想当年上海的“达丰”，就是这样一家小店。
达丰大致位于今上海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交叉处，即“龙骨桩头”所在地，是上海最早的音响发烧器件专业店。仅40平方的店堂，发烧友云集，从早到晚，簇拥着无数人试听、交流、讨论。很多一时名机，如日本的天龙890，国产的2YZ1000，只有在那里听得到。我则在那里专攻三洋STK厚膜块，3年时间里，在店小二“阿六头”的指导下，按序完整地装完了439、4151、4191、0100。STK0100在那时比较顶级了，装完后搬到达丰店里，店经理通知大家来试听，结果上百人到场，店里挤不下都站到了马路上。这情形，对一个发烧友来说很难忘，是源于民间的很大鼓励。
达丰这种小店能聚集起人心，发展成平台，店经理大尧是核心人物。大尧是唱片发烧友，音响技术并不内行，他的本事就是热心，像少年宫老师，有求必应，像为顾客免费拷贝磁带这种事，他都会乐此不疲。技术方面，达丰主要靠店小二阿六头打理。阿六头没啥学历，原本是工人文化宫里放电影的，不知啥原因，他装的机器声音就是好，音响方面的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如瑞士Revox这种品牌，80年代在上海是很少听说的，他却可以滔滔不绝，甚至知道谁家有。无数上海的发烧友那时都认识阿六头，如今说法他就是发烧大V。这种文化土壤，不出一大批发烧友都难。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在北站附近邂逅大尧，可以感觉得到他晚景的黯淡。达丰早就没有了，他也没再做过音响生意。当说到达丰当年聚起数千爱好者，培养了上海整整一代发烧友时，大尧眼睛亮了，他说这个年代过去了，都到网上发烧去了，但网上味道不太对，一言不合就对骂，出言不逊，脏话连篇，不像是音响会友，倒是冤家碰头，是“文化不对了”。
后来我移居广州，当时的广州，还没有海印大桥，也没有海印电器，上百家音响发烧店集中在中山六路一带。广州地头洋货多，纯直流、纯甲类放大器，300b胆机、同轴喇叭，我都是在那里见识的，如大尧这样和谐的店经理在广州也遇见了不少。记得当时买甲类板自己装机，烧掉一块又一块，一位姓莫的老板都免费换，换到第三块时，莫老板熬不住了，说要不要我跟你回家看看啥情况。大热天他骑着单车特地从中山六路赶到我东山的家里教我怎么做，还临时叫来了两个烧友，大家通宵搞到天蒙蒙亮才走。莫老板我至今仍来往，他结交的那些发烧友也一直是我的朋友。
人文的变迁使人趋向独立而慎于交往，网络会友使交情变得肤浅。缺乏朋友的年代不会是音响发烧的大时代，因为冷漠与发烧是矛盾的。音响发烧店现在是越开越少了，除了卖耳机的地方，走进去多半见到的是中老年顾客，还以为这地方是免费量血压卖保健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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