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2年成为一个大学生。那年头，托福和经商之风尚未吹进校园，所以骄傲的大学生们有的是时间和心思去拼命学习和拼命从事各种正当而健康的娱乐。五花八门各类协会、团体、俱乐部多如牛毛，令人馋涎欲滴，而又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有一点那时的新生们都很明确：做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当高雅的文化圈子，那么，就要学会说这个圈子里的行话，会哼行调；没有修养、不会来事是不行的。
古典音乐是当时的大热门，音乐俱乐部自然就成为校园里傲视群雄的大帮派，与另一大帮，即诗社，成鼎足之势，好比武林中的武当少林。我原是热衷文学的，对音乐的感觉平平，按理应入诗社，但自我进中文系之后，对文学的感觉大坏，一天到晚想着要改换门庭。进大学不到一个礼拜，一张花花绿绿的海报吸引了我，音乐俱乐部要办一次“有奖音乐猜谜晚会”。那年头这种晚会总是场场爆满，下午四点钟就得到阶梯教室去占位置，几个人轮流值班。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七点钟，晚会吹吹打打地开始了。主持人男男女女有好几个，当然都是音乐俱乐部的头面人物，个个看上去很不同凡响的样子。奖品满满地堆了一桌子，是要当场兑现的。主持人在台上问一些问题，或放一段音乐，然后要下面的人到黑板上写出答案。听众中有一个大胡子高个儿的，几乎每回都要走到台上来，而且次次正确，令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新生十分艳羡惊服。大胡子成了那天晚上的英雄，出尽风头。到后来，主持人之一的会长，一个个子不高非常漂亮的小伙子，出了一道极难的题目，下面的人都答不出来，便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都投向大胡子，大胡子果然又是不负众望，在一片寂静中离开位置向前走去，然而这回却是走出了门外，上厕所去了。
那天晚上我猜对了一个编得很蹩脚的谜语：对号入坐——打一音乐术语，答案是“对位”，得到了一块香喷喷的橡皮，心里是又得意又不好意思。当时的那种热烈气氛确实感染了我，唤醒了我对音乐沉睡的欲望，也唤醒了我的一种其实并不可耻的虚荣心，即渴望成为大胡子那样的英雄，每回都能走到台前，写出正确的答案。
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是很多的，对音乐朦朦胧胧地喜欢，但更多地是希望了解一些音乐“知识”（例如贝多芬耳朵为什么会聋，柴可夫斯基是不是同性恋，肖邦弥留之际乔治桑在不在他身边，等等），以便将来在与同性特别是异性的同学朋友聊天的时候可以有一份高级的谈资，显示自己的优雅与修养。所以我特别热衷看一些小册子，像《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有关肖邦的），《他永远凝视着祖国的海湾》（有关格里格的），等等。还有就是音乐俱乐部从外面请来的指挥和教授，例如谭冰若先生啦，萧白先生啦，等等到我们学校的来举办的音乐欣赏讲座。这种讲座也是场场爆满，我们都带上厚厚的黑色笔记本，认真地记下先生讲的著名音乐家的生平和趣闻逸事，以及对三部曲式和变奏曲式的分析。我们听累了，先生就放上一段音乐，就这么听听讲讲，两个多小时下来，大家都非常满足。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听得来、看得来、记下来的音乐知识居然很快就派上用场了。音乐俱乐部又贴出海报，要举办一次音乐知识竞赛，前若干名即可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所以又是入会的资格考试。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这可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这意味着你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圈子”，结交一大批大胡子（大胡子一直是我的偶象）那样有才华的人，大家在一种非常艺术的气氛中交流心得、磁带、友谊甚至爱情。
一想到这一点，我立刻头脑发热，赶紧用省吃俭用的钱到书店里买了厚厚的一本《音乐欣赏手册》，然后一连几天，连夜突击，看个滚瓜烂熟。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考场。应试者如云，竞争十分激烈。考完后，又经过一个月的等待（为什么时间要那么长？），中央食堂门口终于贴出了红榜，我和我班的另一个同学（此人后成为我的好友）作为鼓励奖，低低地中了！当晚在学生活动室面试，会长，即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因为紧张和激动，不免有些结巴，会长宽宏大量地予以认可。
从此我成为音乐俱乐部的正式会员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当然是小规模的、会员们的活动。我们挤在空气浑浊的活动室里，听听某个会员提供的磁带，讨论一些音乐的或非音乐的问题，大家都感觉到是在享受一种特权、身份和资格（所以一定不能放大家都进来，一定要通过考试，从严筛选）。
是俱乐部把我带进了音乐厅，因为音乐厅经常向俱乐部发函征订门票，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即使是像上海音乐厅这样陈旧肮脏的音乐厅也永远散发着一种上流社会的气息，令我们这些穷学生既自惭形秽，又无限向往。音乐厅使我大开眼界，把我对音乐的热爱提高到了一种信仰的高度。我在那而听过“女奴”依佐拉的丈夫庞丘斯指挥的莫扎特第36（林茨）交响曲，看过德意志巴伐利亚歌剧院演出的《费加罗的婚礼》。在领教上海音乐厅的贵族气息的同时，我也见识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明明是管弦乐队的演出，为什么许多人却带了望远镜，他们想看什么呢？ 还有许多人带了好些吃的东西， 从头吃到尾，这是不是一种“堂会”习气的遗传？
不久我就从音乐厅转移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上海音乐学院每星期天晚上在小礼堂办星期音乐会。虽然参加演奏的人大多是学生，但曲目相当不错，范围很广。而且那里气氛好，有一批固定而又懂行的老听众，没有望远镜和吃的东西，十分安静。只有一回情形有些异样，那是法国一个著名的阉人歌唱家和一个古乐器小组在那儿演出，气氛就不免有些活跃，连一些铁杆老客也心有旁鹜，嘁嘁喳喳的私语声时有所闻。
这时候，我已经真的开始喜欢上音乐了。什么叫“真的”？就是说，我已经开始厌恶那种小册子，也不看大册子，而转为疯狂地用各种方式去“听”。我扛来了家里四十斤重的老式电子管盘式录音机，还有一大堆我父亲在一个荒芜的年代里担惊受怕地从南朝鲜电台里录下来的磁带。这些直径将近一尺的磁带使我至今仍能说出贝多芬、舒伯特等光辉名字的朝鲜发音。磁带也远远填不饱我的胃口，最大的音乐食粮的来源还是电台。 还有比冬夜十一点躲在被窝里用耳塞听792千赫的音乐节目更愉快的事吗？光听一遍还不满足，还要录下来，翻来复去地听。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本科生的宿舍，只有晚上六点到十点之间有电，于是从走廊上的灯里用一种极不安全的方法接了一条“黑线”，从上海台当时刚刚开设的调频台中录下了大量的好货。
日出日落，慢慢地，我们这些音乐俱乐部里的新面孔开始变成部里的资深人士，会长奔赴美国留学，临走前进行了一番人事变动上的安排，我和上面提到的老友被吸收进了领导班子。老友居然成了会长，我混的差些，也弄了个理事干干。于是，终于轮到我们到前台来组织活动了。我们搞了贝多芬诞辰的纪念活动。我们为了故作高深，请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朱贤杰来讲他也搞不大清楚的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最后，我们干了我们最想干的一件事，即招收新的会员。我们主持口试和笔试，就像我们曾经羡慕的前任那样。我们绞尽脑汁，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题目。而新会长——我的老友——再把这些题目透露给一个他喜欢的傻乎乎的进了音乐会就要打瞌睡的女孩子。没办法，谁叫我们那时候那么年轻呢。
再往后，我对音乐的爱好仍是一天天地增加，但是我对以往热衷的音乐活动的参加却一天天地减少，渐渐地我与音乐俱乐部的红男绿女断绝了来往，音乐厅或小礼堂的星期音乐会也再见不到我的影子。
更惊人的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世界上的曲子差不多都已被我听完，我喜欢的作曲家和作品越来越少，我听的范围越来越窄，但是热爱的程度越来越深。
我越来越少和人谈起音乐，而当年我是多么兴高采烈，滔滔不绝，渴望交流啊。我变得越来越孤独。我知道，这是音乐害了我。
但是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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