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懷念鄧麗君(三) 舞臺下的完美
環球人物記者 于 2010.05.20 05:33:16 | 源自:環球人物雜志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09.69/126
在家人與鄰居、朋友看來,臺上和臺下的鄧麗君并沒有太多不同。謙恭孝順、積極上進、悲憫感恩、不慕權貴……這就是人們眼中的鄧麗君。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她的這些品格,與當今娛樂圈的是非繁多,形成鮮明的對比——她因此在故去15年后仍然受到懷念。

●孝順的女兒

在鄧麗君的孩童時代,他們一家七口的生活非常拮據。6歲那年,已經“很有表演才能和號召力”的鄧麗君,開始在媽媽的陪伴下上街賣唱,為家里掙些買菜錢。9歲那年,她開始跟隨父親原來的戰友,到臺灣各地演出。雖然每次演出只能得到5元、10元新臺幣的微薄收入,但對貧寒的鄧家來說,這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一次偶然的機會,臺北一家歌廳的老板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覺得很不錯,希望她能在課余時間到歌廳里客串一下。當時,鄧麗君的父母非常反對,擔心她受欺負。不過,鄧麗君說服了父母。不久,她就因表現出色,成為歌廳里的“娃娃歌后”,名氣越傳越大,就連臺灣南部的一些歌廳也邀請她去演出。

由于頻繁演出,鄧麗君正常上學的時間越來越少,成績一落千丈。1967年,她就讀的金陵女中的校領導下了“最后通牒”,要她二選一:要么放棄歌唱,專注于學業,要么休學。出于照顧家庭的考慮和對歌唱事業的熱愛,鄧麗君決定休學。據她當年的老師回憶,當時有夜總會愿意與鄧麗君簽約,邀她做專職歌手,但校園生活同樣令鄧麗君難以割舍。最終,家庭因素被她放在了首位。這位老師回憶說:“我問她父母親的意見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說因為家庭經濟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學的話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顯,她是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犧牲自己,而這個小孩子也真的一直很努力!”

鄧麗君成名之后,外界曾對她的父母有過微詞,認為他們關注家庭的經濟狀況勝于關心女兒的前途。面對這些質疑,鄧麗君回應說:“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

1972年前后,鄧麗君走出臺灣地區,到香港、東南亞地區謀求發展。而此時,流言蜚語紛紛傳出。有人說她在越南因為私生活放蕩,墮胎時流血過多而死;一些香港媒體稱,她已經暴斃……這些流言甚至困擾了鄧麗君的父母。女兒外出巡演的時候,他們常常寢食難安。但鄧麗君本人始終對這些流言保持豁達和從容的態度,以寬容和坦然作出回應:“人反正遲早要死的,真的死了反而就看不到自己死亡的消息了,現在提前看到自己的死訊,不是很有趣嗎?……我實在沒有話說,只想心平氣和地過日子,只要自己沒有做錯事,又何必在乎別人的惡意中傷?”

作為公眾人物,鄧麗君對媒體和“粉絲”表現出的寬容和理解,至今仍是典范。很多人說,現在的很多藝人都不夠成熟,不懂得如何面對流言蜚語。責罵媒體,指責歌迷,甚至互相揭黑、爆料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現象,暴露了一些藝人個人素質的低下。大陸影視演員孫紅雷曾說,國內女演員的整體素質偏低,一些人為了出名,甚至會出賣自己的道德底線。臺灣中天電視新聞臺總監平秀琳則認為,在當今的演藝圈內,藝人能否站穩腳步,個人素質是否過硬很關鍵。越是知名的藝人,其在社會上的示范效應越大,個人素質高者將成為“標桿”而受到贊許,反之必將被拋棄。

●上進的歌手

上世紀70年代,鄧麗君已成為紅透港臺和東南亞地區的少女歌手。可就在此時,她的危機感與日俱增:自己在舞臺上唱的歌曲越來越定型化,沒有新的歌路可走,沒有新的唱腔可用。隨著觀眾的要求越來越高,她即使疲憊地全心付出,仍不能換來往日的那些熱烈掌聲。因此,她一直在尋求突破。

1973年,日本寶麗多公司派人到香港尋找偶像型華人歌手,他們在東方歌劇院發現了鄧麗君。與媽媽赴日本考察后,鄧麗君發現,日本的音樂水準比港臺高得多,那里有完善的歌唱條件、大型的樂團……對她來說,這些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她決定和寶麗多簽下5年的契約。

做這樣的選擇并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鄧麗君要拋棄已有的成績,從頭開始。進入日本歌壇后,為盡快融入日本社會,鄧麗君除了接受系統的歌唱訓練,還苦學日語,不出一年便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

在日本的5年間,鄧麗君每天工作12個小時,前后共推出8張大唱片、12張小唱片,而每張唱片都進入了日本歌曲排行榜的前30名。她平均每個月舉辦一場個人演唱會,每次要唱35首歌。這些經歷,奠定了鄧麗君的舞臺表演基礎,同時也促進了華人娛樂事業的進步。

大陸樂評人丁寧曾經評價過鄧麗君的國際影響力。他認為,迄今為止,鄧麗君在華語樂壇的地位無人能及。從臺灣到香港,從東亞到東南亞,鄧麗君都能紅透半邊天。“我認識的一位韓國朋友,并不知道曾經為中國歌迷所推崇的韓籍歌手張鎬哲,甚至也不了解當下韓國正在走紅的整個一代年輕歌手,但他卻知道中國有一個鄧麗君。”

1979年2月,鄧麗君因使用不符合正規申請途徑辦來的印度尼西亞護照,被日本“驅逐出境”。這場“假護照風波”,成為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當時正如日中天的她,一下子墜入事業的最低谷。

在打擊面前,鄧麗君決定暫別舞臺,重拾書本,去美國洛杉磯讀書。她先是在美國西部的舊金山補習英文和藝術,不久又到加利福尼亞大學開辦的英語進修班讀書。由于語言天賦出眾,鄧麗君順利地通過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入學考試。于是,她從舊金山搬到了洛杉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主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數學等課程。她曾表示:“讀書少是我平生的憾事,所以讀書是我多年來的愿望,今日有幸得到了機會,我是不會隨便放棄的……我必須下苦功,成績才能跟得上。”

那時,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也在美國留學。多年以后,他曾回憶說:“在‘假護照風波’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個人孤坐在窗前,望著窗外的車水馬龍,獨自掉眼淚。我心如刀割,既難過,又無可奈何……”鄧麗君深知,她永遠不能放棄歌唱事業。因此,她一直在等待再登舞臺的機會。

1979年4月,鄧麗君首次在美國舊金山及洛杉磯、加拿大溫哥華,舉行北美巡回演唱會。第二年夏天,她舉辦了第二次北美巡演。彩排的時候,她熟練地用日語、英語、粵語、國語與別人交流,讓舉辦者大吃一驚。那次演唱會吸引了大批旅居美國和加拿大的華人華僑,以及很多美國人,往往是她的第一場演出還沒開始,第二場的門票就已售完。

對于鄧麗君的成就,她的小弟鄧長禧曾說:“我對俺老姐還有一份別人不易體會的尊敬,在甜美的歌聲和笑容后面還能看到她那滿腔力爭上游的志氣……十余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沒有平常一點一滴的努力,我老姐在歌唱方面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在談到鄧麗君在歌唱事業上的奮斗經歷時,香港鋼琴大師劉詩昆表示,看到現在中國音樂的某些現狀,他感到有些失望:“過去在香港或內地還有一些實力派的歌手,靠自己的實力脫穎而出。如今,隨著文化市場與媒體的快速發展,有些藝人可以憑實力成功,但更多的是依靠商業推助和包裝,以及媒體的炒作,把自己炒作成名。從一個嚴格的藝術評判角度來講,這種炒作是名不副實的。”“如果鄧麗君活到現在,看到了當今這些不稱職的藝人以及作品,一定會很失望。”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鄧麗君毫無疑問是一位歌壇天才,縱然如此,她仍然非常努力。這是一種對他人、對社會高度負責的態度。而這,正是她至今仍被人記住的重要原因之一。

  • ●無私的“皇后”

    幼時的清貧和磨難,讓鄧麗君在長大成名后常存感恩之心。她經常參加慰問活動,即使在“半隱退”期間,也從不缺席義演。她以謙和待人、勤勉自持的形象,成為臺灣人心中的“義演皇后”。

    1969年12月,應新加坡總統夫人的邀請,鄧麗君參加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演出。她一連三晚不辭辛勞地演唱《晶晶》、《采紅菱》、《謝謝總經理》、《珊瑚戀》等歌曲,轟動了整個新加坡。同月,應香港白花油藥廠董事長顏玉瑩之邀,鄧麗君前往香港參加《華僑日報》發起的“救童助學”義賣活動。在香港工展會上,她登高一呼就募到了5150元港幣,成為當年慈善義賣的“白花油皇后”。

    1970年8月,鄧麗君再赴香港參加義演,在明愛中心和皇都戲院演唱了一個半月,其間還曾為港九街坊會籌募福利基金。

    從1971年2月至1972年8月,鄧麗君開始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等地巡回演出,幾乎走遍了整個東南亞。在第一站香港,她不顧原已滿負荷的行程安排,連續參加了多場慈善義演;到新加坡后,她又馬不停蹄地參加為孤兒院和其他福利機構籌募資金的義演。此外,鄧麗君還不斷為各種福利基金捐款。直到去世前,她都沒有遠離慈善事業。

    據“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尹華芳回憶,鄧麗君往往會以無名氏的名義捐款給各地的慈善機構,這種做法“十分值得外人學習”。另外,“小姐的樂善好施對家人也是一樣的無微不至。小姐無論買甚么東西給自己,例必會買兩件,另一件送給媽媽,與她分享。”

    在鄧麗君去世15年后的今天, “明星義演”、“明星義捐”等已成為讓人欣喜的現象。但同時,“慈善”二字也遭到了濫用。上海政法學院學者李紹章曾透露,2004年6月11日,一場名為“希望之聲”的“慈善”演出,在四川省成都市體育中心舉行,參加演出的有來自港臺及內地的12名演藝人員。但這次“慈善演出”活動,不僅未能為慈善事業籌集到資金,反而給當地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在社會上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李紹章認為,“義演”作為一種非營利性演出,已經被“濫用”,出現了“義演不義”、“義演非演”,甚至借“義演”斂財的非正常行為。在談及此類現象時,一位鄧麗君多年的歌迷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鄧麗君的迷人之處不僅在于她的歌聲,更在于她的善良和愛心。她在慈善事業上的成就,在今天仍然需要華語歌壇的明星們去努力追趕。

    ●不變的氣節

    在時下的娛樂圈內,演藝人員攀附權貴的現象屢見不鮮,招致社會輿論的廣泛抨擊。而回顧當年鄧麗君的種種做法,或許我們能得到更多啟示。

    鄧麗君生前遇到過一位“真命天子”,那就是香格里拉集團的董事長郭孔丞。郭孔丞比鄧麗君大6歲,兩人相識后很快陷入熱戀。1981年,鄧麗君舉辦訂婚發布會。她生前的友人回憶說:“那是鄧麗君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對這段感情非常認真。”

    鄧麗君與郭孔丞原定在1982年3月17日舉行婚宴會。然而,就在喜帖和婚紗都已準備完畢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變故。在決定結婚之前,郭孔丞帶鄧麗君回新加坡家中拜見長輩。郭孔丞的祖母向鄧麗君提出了3個苛刻的條件:一是要鄧麗君拿出詳細的身家資料;二是要她終止所有演藝活動,專心做家庭主婦;三是要求她必須和演藝界斷絕來往,并與所有男性友人劃清界線。

    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后來在接受采訪時透露,實際上,當時鄧麗君已決定婚后退出演藝圈。但她聽到郭孔丞轉述祖母的要求時,感到十分屈辱,摸著訂婚戒指,淚流滿面。最終,鄧麗君毅然退婚,與郭孔丞分道揚鑣。

    鄧麗君去世后,臺灣地區將她定位為“愛國藝人”,因為她始終牢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拒絕攀附一個“巨大的權貴”——日本。

    20世紀70年代,在日本的5年間,鄧麗君雖得獎無數,廣受歡迎,卻始終不喜歡這個國家。她很少買日本貨,除了演出需要,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很多傾慕她的日本男子,都被她拒之門外。盡管條件很便利,但她一直沒辦日本護照,也不購置日本房產。她說:“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貨,日本汽車確實是價廉物美,但我買的是一輛德國金龜車,不但沒有冷氣,還是手排擋。同樣的價錢買日本車,不知道能換一輛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實他們哪兒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許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結吧,老實說,我討厭日本,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賺他們的錢,然后匯回老家。”

    在日本期間,鄧麗君時刻以自己是中國歌手為榮。為了歌唱事業,她不得不學說日語、唱日文歌,但她堅持不取日文藝名。她還要求,每次在日本公開演唱,一定要有一首中文歌曲,還要穿著中國旗袍亮相。

    2009年9月,一個名為《華人明星入外籍都有誰?》的帖子,在網上被爭相轉載。帖子中列出了多位加入外國籍的大陸著名演藝明星。很多網民對這種現象感到憤懣,指責他們“不愛國”。誠然,是否更換國籍是明星們的自由。然而,在鄧麗君的民族氣節面前,這樣的“自由”是多么地令人不屑!

    《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何相宇、張雷、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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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麗君真正值得尊敬的,還是那個夏天,她幾次哽咽的演出。歷史,你的傷痕何時才能被撫平?
    發表于2013.02.06 17: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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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3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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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2.06.15 23: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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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2.03.03 23: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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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2.03.03 23: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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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6 0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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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國際巨星(不好意思,這個詞確實挺俗的)或天后/皇巨星,其人必有過人之處(廢話)。但臺前幕后都比較完美在以前都是個稀罕物如今更不知哪里去尋找。因此,如今能真真正正做人別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XXXX現在就算比較完美了(有個性不要緊關鍵要真實,如今明星有自己選擇如什么國籍倒也無可指責的,別被狹義的民族主義蒙蔽雙眼,那樣反而容易成為陰謀者的工具——自己沒有判別力另當別論,年級大了就慢慢清楚了)。
    為此,再一次懷念鄧麗君!
    發表于2010.05.21 18: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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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1 12: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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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2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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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聽聞當年鄧麗君初成名后,外出發展,鄧媽媽擔憂女生獨自在外漂泊易受欺凌,讓幼弟鄧長禧同行,相伴多年感情深厚……后來鄧長禧先生曾在杭州經營餐廳,有部分菜式即鄧往日之作∼彼時恰住附近,每每路過,難免感懷……

    發表于2010.05.20 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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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16: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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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15: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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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1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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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1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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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外籍仍然是中華好兒女,在哪兒扎腳有有何所謂呢?李小龍也如美國國籍啊,也取了英文名,你能說李小龍沒有民族氣節嗎?我相信鄧麗君討厭日本也是出于其個人喜好,她是一位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情結.
    發表于2010.05.20 0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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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麗君去世后,臺灣地區將她定位為“愛國藝人”,因為她始終牢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storm修改此貼于2010.05.20 10:06:27
    發表于2010.05.20 08: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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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2010.05.20 07: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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