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惟此苦吟才——我所知道的辛豐年先生
劉緒源 于 2013.04.09 18:23:44 | 源自:北京日報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60
辛豐年先生走了。

有人將此視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讀書》雜志為代表的優美文風的一個告別式。我則并不那么悲觀。我以為,一種優美文風,正如潮之起落,月之圓缺,不可能總是圓滿,卻也不容易真的消逝。到一定時候,它又會重現光華。中外歷史上,有“古文運動”,有“文藝復興”,這都是借過去時代之文、之藝,推動今日文學、藝術、思想之變革,而同時,也意味著早已湮沒的文風的重現。

專家之上的文人

長年避居南通一隅,一向少與外界交往的辛豐年先生,會被那么多讀書人所關注、所仰慕,確與《讀書》雜志有關。

1987年1月,三聯書店推出辛豐年先生第一本書:《樂迷閑話》,副題為“歐洲古典樂壇側影”。此書小小巧巧,十萬余字,內分十章,含閑話鋼琴、閑話小提琴、閑話唱片音樂文化、閑話樂譜等等。這是很好讀的書,敘述清淺生動,充滿西方音樂故事。此書印數不低,初版印了一萬冊,當時一般圖書印數早已急轉直下。嚴格地說,這是一位大文化人聽樂和讀書的筆記,它的正確身份,應屬“書話”(作者在前言中告白:這是他研讀三種音樂百科全書式英文著述的隨記)。當時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樂知識的書,未引起特別關注。

真正讓人注意這位作者奇特價值的,是他從1989年7月起在《讀書》開設的專欄:門外讀樂。雖說“門外”,但一下筆,就顯得十分專業,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談,跌宕有致,興味盎然。第一篇《讀曲聽心聲》,說自己是西樂迷,但在小小的藏書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譜》,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灰中還損失了兩本,所以,這一琴譜他共有過五本。這開頭十分抓人。隨后寫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二十多歲,原本是樂盲,忽然發現了西洋音樂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難學”,也不信“梅庵”天書難解,就憑著王光祈一本《翻譯琴譜之研究》,硬把書中一些小品翻譯成五線譜,并借來一張“聲如木石”的舊琴,開始自彈自賞。這以后沒再接觸古琴,主要興趣也在西方古典樂,可每逢愛樂知己,總要慫恿人家聽琴,因為他發現:不聽古琴,就不會相信世上還有西方管弦樂所不可取代的奇妙樂器。接著寫了他聽《平沙落雁》和《瀟湘水云》的親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寫得驚心動魄,結合了他在上海“孤島”時期觀史劇《正氣歌》的體驗,點出了音樂中的巨大內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敘述,幾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實包含著深刻的理論,只不過如鹽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說,聽樂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讀畫能感受到“濕悶空氣”或“覺有暗香襲來”,這心理效應可以得到解釋,并不玄虛。古樂產生于歷史,“歷史感猶如電擊”,這是“樂中之史”,是它能打動人的深層原因。作者在這第一篇專欄文中寫下的話,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問題,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發揮,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對古琴曲的逸佚與琴師的“手傳心授”,以及古琴的生產制造以至“壯膽革新”,也談了很內行的意見(他認為古琴上弦是麻煩事,似可改弦更法),這些意見顯然經過深思熟慮。下面這段文字,在他筆下是頗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說琴有特殊功能,別的樂器不能及,根據在于:它雖然靠彈撥來發音,卻能在不設品、柱的指板上通過移指、滑指的辦法來變動其音高,從而取得完美的“圓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單弦拉戲”之類的單純模擬唱腔與語調),向歌吟之聲靠攏,有利于發揮歌唱性。再加上它能運用“散、實、泛”音不乏音響的對比與銜接,變幻其音色與濃淡。而“吟、猱、綽、注”等多種指法的應用,既強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韻味。初聽古琴,會覺得它的音響并無耀眼的光彩(豎琴則相反);熟聽,便像水墨畫的“墨分五彩”,色調復雜微妙。種種特色,綜合成了古琴的語言……

這種文字,沒有大量聽樂感受不行,沒有對琴的親手操作,沒有對音樂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寫出。后文還有更精彩、更意想不到的內容。他在說盡古琴的好處后,忽又提到對“骸骨迷戀”的警覺:古樂雖好,畢竟只是“單音音樂”,中樂自古就是“旋律單線條的平面織錦,不曾演進為多聲的和聲復調”。這真是點到了民樂的要害!當然能說出這一點的專家必定很多,他的可貴和獨特處,是從往昔大量的閱讀中找出了既易見又稀缺的材料。其一是明人張岱《陶庵夢憶》中有《紹興琴派》一文,談到“四人共彈”時得意非凡,作者認為這恰是古人見識僻陋之處:“哪怕百人百琴如出一手,又如何?齊奏而已,無非放大了音量。”其二是清人劉鶚的《老殘游記》,其中有老殘之弟夜訪黃龍子一節,從無人道及,寫的卻是一場“室內樂”,此乃“多聲合奏而非齊奏”,作者認為,“在中國寫樂的文字里,怕還是頭一次哩”。讀到這里,不能不讓人感到深深的滿足:我們讀出了作者之博之雜,又讀出了他的深和專;文字是那樣優美雅致,表面不涉理路,其實有深刻的思考在層層推進,全文仍以見識取勝;讀來情感起伏,多有所獲,卻又思路大開,遐想不止。讀誰的文章能有這樣的滿足感?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時過澀,門檻更高,排斥了許多初遇的不適者,辛豐年的文字更顯平白溫潤,更具親和力。

第二篇專欄文是兩個月以后,發在1989年第9期《讀書》上的《如是我聞貝多芬》,從四十多年前自己初聽《月光曲》展開全文。他在“文革”中被發配充軍時,還斗膽夾帶了兩本交響樂的鋼琴譜,以及一部俄文版“貝傳”(作者是曾任法國總理的赫里歐)。從這樣的傳奇經歷寫到長期“聽貝”、“讀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樣引人入勝。第三篇《一花一世界》,發表于同年12月號,寫一組迷人的音樂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禱》,有舒伯特《音樂的瞬間》、貝多芬《致愛麗絲》、門德爾松《春之歌》、圣桑《天鵝》……文章和這些小品一樣可愛。到這時,辛豐年當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讀者。

人們這才由這個陌生的名字,由這個神秘的作者,反觀他前幾年出版的那本《樂迷閑話》,也才發現了它和普通的音樂知識普及讀物的不同。

是的,那時出了不少談音樂的書,除音樂圈內的專業書外,還有兩種較受歡迎:一是音樂專家寫的普及書,比如像錢仁康教授介紹交響樂的小冊子;二是作家寫的談音樂文章的合集。對后一種,音樂圈內是不予置評的,也就是說,與之嚴格劃清界限。可是,我就親耳聽到過鋼琴家趙曉生和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對辛豐年先生文章、著作的盛贊,前輩音樂專家吳祖強還曾為他的集子寫序。這是為什么?很簡單,因為他們看得出這是具有專業水準的文章;然而它們不同于音樂專家所寫的,它們談音樂,也談音樂以外的種種,將音樂與整個人類文化聯系了起來。中國本來有著悠久的文人傳統,進入現代社會后,專家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識分子,包括魯迅、胡適、周作人、錢鐘書等,既是專家又是大文化人,是“專家之上的文人”。他們的存在,對保持一個時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圍至關重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讀書》雜志周圍那批優秀作者,如呂叔湘、費孝通、張中行、金克木、舒蕪、黃裳等,無一不是專家之上的文人——辛豐年也是其一。后來《讀書》改弦更張,有一段時間努力突出“社會科學”,強調“專家化”,讓年輕一代“專家”擠走“文人”,致使銷路漸跌,刊物也沒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發現缺失并再作變更。其中如有失誤,也就是看差了一點:專家之上的文人,事實上高于專家——那是須專家們修煉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達到的境界!

  • 奇特經歷,低調為人

    在人們只知辛豐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時,在復旦大學發生過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吳中杰教授聽說在讀博士生嚴鋒的父親從南通來,住在校內,這位老人很懂音樂。吳正愁找不到行家給自己的研究生談談音樂,就讓嚴鋒去請他父親講課。不料兩天后嚴鋒來報,其父不善交際,怕見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這時,吳教授才知這位老人就是辛豐年。他也因《讀書》而迷上了辛豐年的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過辛豐年的書。不久后,吳教授由嚴鋒陪同,專程到南通拜訪了辛豐年,寫出了《市囂聲中聽雅樂》,發表在《文學報》。人們對辛豐年的了解,最早就是通過吳中杰文章和嚴鋒的《辛豐年其人》(又題作《我的父親辛豐年》,曾作為《辛豐年音樂筆記》代序),以及《讀書》編輯趙麗雅(即揚之水)以于飛筆名發在1994年第9期《讀書》上的《辛豐年和Symphony》。

    辛豐年本名嚴格,這一筆名取自英語單詞交響樂(symphony)的音譯。據嚴鋒說,辛豐年的父親是個小軍閥,曾把大軍閥孫傳芳從死人堆里背出來,做過孫的混成旅旅長、上海戒嚴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后來下野,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做寓公。辛豐年和他哥哥小時候的家庭教師中,就有后來的復旦大學教授王蘧常。對于上一代,辛豐年有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1945年4月,他從上海乘小船到蘇中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他先做文化教員,后又到文工團工作。他是個老而不大的干部,新中國成立后實行行政級別制時,就一勞永逸地被定為十五級。幾乎所有的老戰友都說他對工作極為勤勉認真,對理想和事業也無限熱忱。然而在“文革”中,因為說了幾句關于林彪集團的話,便被打倒,開除黨籍、軍籍,押送回鄉,在磚瓦廠接受監督勞動。到了晚上,他就讀魯迅和《英語學習》等書。看書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幾段,經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臺后,得以平反,復員改轉業。本可官復原職,但53歲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過去的損失奪回來——這損失就是時間,自己的時間!退休手續辦完,他拿一根扁擔,用補發的工資到新華書店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魯迅全集》《資治通鑒》《藝苑掇英》《文物》雜志……全買回來。要看的書實在是太多,連吃飯時間他都在看書。還有就是聽音樂。先是聽韓國短波臺的古典音樂,以后買了盤式錄音機,又買了夏普四喇叭“立體聲”,接著每天大錄特錄上海調頻廣播臺的古典音樂。到1994年,有了CD唱機。因許多唱片買不起,他買了大量樂譜。讀樂譜,可以演繹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頭腦中;當然最好能用樂器擺弄一番。1986年他買來一臺鋼琴,63歲的他開始學琴,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他學琴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增進對音樂的理解和體驗。也就是在讀書、聽樂和練琴時,他開始醞釀一篇篇“門外讀樂”的美文。

    關于他的讀書,有一點不得不說。他學歷只有初中二年級,一切靠自學。他能通讀俄文,精于英文。就在辦好退休后,有朋友從遠方寄來一部厚達1187頁的原版《牛津樂友》(這就是《樂迷閑話》前言中提到的《牛津音樂指南》),書是從圖書館借的,限期歸還。他一看真是好書,便如饑似渴邊讀邊抄(那時還沒條件復印)。因寫中文比寫英文快,他就讀英文,寫中文,就在最短的時間里,把這部厚書完整摘譯了一遍,從而大大提高了閱讀和翻譯的水準。據楊燕迪說,辛豐年還曾借了保羅·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樂》,全本復印(復印件重達十幾公斤),細細研讀。此書后由楊燕迪等譯成中文,有120萬字。這位低調的老人,在南通盡其可能尋找全世界最好的音樂和書,用自學的英語讀、抄、譯……并將其中最好的內容,拌和著自己的藝術體驗與生命體驗,精心結構,反復推敲,奉獻給天南海北從未謀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雖不離樂,卻都是廣義的“書話”。這也就是他《樂迷閑話》《如是我聞》《鋼琴文化300年》《辛豐年音樂筆記》《不朽的人與樂》《處處有音樂》等等著作的來源。

  • “歷史中的聲音”

    怎么也沒想到,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為對晚年辛豐年來說比較重要的一位編輯。我開始主編《文匯報》副刊“筆會”,很快收到嚴曉星轉來的文稿《書架即景》(這篇名是我編稿時代擬的)。文章極好,寫的是去年一年所讀的幾本書。一看文末署名:辛豐年!頓使我大喜過望。文章很快在頭條位置發出,由此我和他取得了聯系,主要是通信,也不時打個電話,有重要事則請曉星兄跑一下腿。那幾年里,辛豐年幾乎所有的文章都由我處理了,他寫來過十余篇稿子,短的一千多字,最長的有四五千。開始時一年會有三四篇文章賜我,到后來,越寫越慢,半年才能寫成一篇,最末一篇《咀嚼〈陶庵夢憶〉》,兩千二百字,發表于2009年5月,差不多磨了一年。他作文之認真、艱苦,到這時我才有真切體會。

    當初一讀《書架即景》,我便被感動了。他因自己能讀到兩本英文原版巨帙——古德曼著《莫扎特傳》(1999年版,900頁)和托德著《門德爾松音樂傳記》(2003年版,700頁),深深感恩:“短短一年中竟有偌大眼福,對一個渴望新知然又無書可借的樂迷兼書迷來說真是交了好運!”又因兒時讀過伍光建譯本《克闌弗》,六十年來常盼重讀,這年不僅讀到,還找來英文原版對讀,進而得隴望蜀:“是否在老眼昏花的暮年再讀到他譯的《孤女飄零記》(即《簡·愛》,茅盾所激賞)、《狹路冤家》(即《咆哮山莊》),還有至今未見別人譯過的《洛雪小姐游學記》(同樣是勃朗特之作)呢?”這種書癡心境,真是迷人。

    他是極端認真的人,讀書、聽樂,對于他都是天大的、必須一絲不茍的事。對曾經讀過的書,他懷有真情,一如對待離家的子女。一聊起感興趣的書,雖是在電話里,我也能感到他眼睛發亮,聲音也變了。他曾向我借《趙家璧文集》,因其中收有他從前讀過的伊林的《五年計劃的故事》和《室內旅行記》。我在一本小書里寫到捷克畫家茲德內克·米萊爾1957年的成名作《鼴鼠做褲子》,這引起了他的回憶,馬上托嚴曉星幫他去買此書的新版。他晚年的文章里,到處都是對書之情、之思、之憶、之盼、之滿足或不滿。

    其實這時,他已經不再聽樂,對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時間聽音樂,他有點后悔。他不止一次對我說:“聽音樂把讀歷史的時間占掉了,我有那么多書來不及讀!我現在應該讀史。”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音樂沒有什么用,當然寫成文章還有點用。看來,他是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所起的作用太小,他想知道更多的事,弄清更多的事,也想把長期積累的更多心得告訴世人。但他的時間確實不多了,加上身體不好,白內障嚴重(動過手術但很快失效),眼睛易花,手又抖得厲害,有時翻書也困難……他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想看的書上。我曾提到一本極精彩的長篇新作,他略一猶豫,即說:“小說我不看了,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了。”他那時主要讀傳記和回憶錄,多是歷史方面的書。但他讀書計劃仍然龐大,在他生命最后幾年,還一再表示:“《魯迅全集》我一定要再讀一遍,我相信會讀出新的感覺。”

    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個題目:歷史中的聲音。他寫梁啟超,寫李叔同,寫丘吉爾,寫梁武帝,寫夏丏尊,寫陳歌辛,寫蘇東坡和張岱,看起來題材分散,其實都是寫歷史的關鍵時刻,所留下的讓人難以忘懷的幾句話,那是人的心聲,也是歷史的刻痕。他以自己聽音樂的敏銳耳朵,在史書中尋覓這心聲和刻痕。在一篇《聽古人說話》的短文中,他指出了與魯迅相同的發現:歷史中到處寫著“吃人”。

    他其實有著極為深入獨到的史識,但他還未全部寫出。我直覺地感到,他的拼命讀史,并非只為寫一本《歷史中的聲音》(這一本也沒最后完成),他一定有更大的野心。他曾將臺灣版黃郛夫人的兩卷本《亦云回憶》全書復印,一如過去復印音樂典籍,并曾細細研讀。他也向我推薦此書,認為其中有許多歷史真相。從這一類準備工作看,他本來是想走得更遠的。

    辛豐年一生勤奮。他情感豐富,思慮細密,極具才華。他活到九十高壽,晚年的生命質量不低。然而,他仍屬“千古文章未盡才”!要說有什么遺憾,我以為,一是他的青年與中年時期,社會動蕩,政治運動不斷,浪費了他的生命;二是即使到新時期,與他的需求相比,資料仍嫌不足,找書還是不易;三是他讀書細,寫作慢,做的是深入鉆研的工作,想的卻是全景式的完整把握,不管對音樂對歷史,皆如此,此二者間還是存在矛盾的。

    辛豐年下筆極慢,文章不到最好,絕不拿出來。看他發表的文字絢爛流暢,其實是一字字摳出來的,只是不留痕跡罷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筆一畫恭正抄齊,這是他的寫作習慣,他就在這樣的抄寫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跡。晚年手抖,抄寫更難,但仍堅持這么寫。唐代苦吟詩人有“郊寒島瘦”之說,《讀書》的作者群中則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風。但谷林為文所取題目較小,讀書極細卻以趣味為主,不似辛豐年心懷“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來,辛豐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實,畢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著遠處。正如嚴鋒所言:“他這一生過得很苦,也過得很好。”

    因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獨一無二之美,這是無可取代的。音樂和歷史,都不會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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