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利比達克:慢與快的悖論
賈曉偉 于 2015.03.22 16:35:28 | 源自:深圳特區報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08.60/43

  • 十幾年前,全球唱片業興盛的最后階段,生前拒絕發行唱片的羅馬尼亞裔指揮大師切利比達克,去世后還是趕上了末班車。坊間說他的兒子向西方知名唱片公司出售了他只在廣播里出現過的錄音。一時間切利比達克這個名字以及他生前的錄音,傳遍世界,在國內的愛樂界也引發極大的反響。當年有一部編譯的切利比達克傳記成了古典樂迷人手一冊的必讀書。

    自從卡拉揚于1989年去世,當年與他一起競爭柏林愛樂指揮寶座的切利比達克,成了樂迷熱議的話題人物。作為一個東歐人,他輸給了薩爾茲堡出生的卡拉揚,好多人為此憤憤不平。而在卡拉揚之前,很多人認為切利比達克才是富特萬格勒指揮藝術的真正傳人。卡拉揚上任之后,被挫敗的切利比達克就離開了西方古典音樂的中心舞臺,開始執掌德國的二流、三流樂團,也擔任北歐樂團的指揮。他當年的許多錄音借助于廣播這種手段向受眾傳播。

    盡管切利比達克承擔了被逐的角色,但還是有好事者拿他與卡拉揚比較。卡拉揚的指揮風格契合時代美學,演奏速度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有一種飛躍。他對很多古典樂曲的闡釋語速越來越快,很多時候超越了樂迷理解的限度。比如卡拉揚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快得令人咋舌。貝多芬原本在鄉村漫游的腳步成了快步走。但切利比達克反其道而行之,指揮樂曲的速度越來越慢,也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對卡拉揚而言,時代在行進,音樂處理也必須行云流水,類似于中國的行書與草書的表達方式,才被更多人接受。但切利比達克的指揮風格卻類似于中國的楷書與隸書。卡拉揚的現實人生也近于行書與草書,滑雪、開飛機,盡享成功人士的一切。切利比達克卻像失敗者,以慢速度的演出難為聽眾的耳朵,避離成功學,到了一個只求內功,無意外表的音樂世界。他也許是要聽眾回到作曲家作曲時的艱難處境,從音符之間的復雜關系感受音樂的存在。

    切利比達克為他的“慢”尋找哲學證據,曾到日本與禪師交流,以東方禪宗解釋他的音樂。按照他的說法,許多聽眾聽音樂之前都預設了前提,比如貝多芬是什么,柴可夫斯基是什么,用美國文學評論家布羅姆的話講則叫“影響的焦慮”。而他要去除的,既是“影響”,也有“焦慮”。切利比達克的許多唱片封面用的多是日本寺院的圖像。他強調,傾聽音樂前要清空自我,避免被既有的經驗與約定俗成的見解控制。

    最近我聽了切利比達克指揮慕尼黑樂團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是1999年百代公司出品的1989年3月17日的現場錄音。整首樂曲用了78分43秒才得以完成。我感到這部大作品的任何環節切利比達克都交代得特別清楚,一是一,二是二,沒加任何調料,僅是本真還原。但大多數樂迷們還是太受不了切利比達克的“慢”了,他們喜歡卡拉揚的“快”與“帥”,而不太接受有意為之的“慢”和“鈍”。

    奧地利作家伯恩哈德在其名作《歷代大師》里,譏諷貝多芬的音樂像德國軍隊的行進,并質疑貝多芬的名聲。但切利比達克指揮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減慢速度,是對伯恩哈德任意貶低貝多芬的最好回答。我覺得慢下來的貝多芬要比快的貝多芬可愛,也更有意思。讓聽眾的耳鼓更貼近作曲家的世界,放掉樂隊二度闡釋這個環節,接近音樂的本質,是對這個過度闡釋,盡是影響的焦慮的時代的一種撥亂反正。

    我推崇音樂的減速者,相信敢“慢”下來,一個音符又一個音符地表達才顯現不含糊的功力。以慢的哲學秉承古典音樂的真正精神,才有說服力。但以切利比達克的音樂哲學去貶低卡拉揚也屬不智之舉。卡拉揚的“快”,有他的理由。我們作為聽者,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切利比達克的后代把他的錄音賣給了唱片公司,得著了最后的晚餐里的湯羹,幸還是不幸呢?父輩們的音樂遺產都被不肖子孫給了商業世界,大數鈔票,也使我們從唱片里感知到了他們的存在。這該是另一個不是悖論的悖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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