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維奇生前身后
宮宏宇 于 2016.04.27 14:06:07 | 源自:微信公眾號-國音愛樂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30

20世紀作曲家中,肖斯塔科維奇是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愛之者譽他為20世紀“最偉大之作曲家”。恨之者則棄之如敝屣。作為共產陣營的作曲家,肖氏少年得志。不到20歲時就爆得大名(他的畢業作品《F小調第一交響樂》就為其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與普羅科菲耶夫一樣,肖氏是表演和創作雙棲的不世之才,其鋼琴技藝不遜其作曲才能。1927年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不算,一次與波蘭作曲家梅耶爾一起彈奏貝多芬的降B大調《大賦格》,肖氏憑記憶把第二小提琴和大提琴聲部一音不差地奏了出來。

作為共產陣營音樂創作的領軍人物,肖氏生前享譽甚多:是“功勛藝術家”、“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三次獲得代表蘇聯最高榮譽的“列寧勛章”;其死后也風光無限。與普羅科菲耶夫的落寞離世相對照,蘇共機關報《真理報》贊肖是“蘇維埃忠誠的兒子,終身都在為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理想而奮斗”。他的葬禮更是隆重,不但在蘇聯國內現場直播,也在華沙條約國家同時播放。但是,肖氏在譽滿天下的同時,也從未逃出被攻擊的命運。特別是在斯大林時代,他屢次被批。雖然有幸沒有象其他藝術家一樣被處決、流放或勞改,但也充滿了劫難,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1975年辭世時,年僅69歲。

前斯大林時代的肖斯塔科維奇

任何有關肖氏的論述都離不開政治這一主題。也難怪,1906年肖氏出生時,反抗沙皇二世的工人起義剛偃旗息鼓。他在彼得格勒音樂學院就讀時,布爾什維克革命又風起云涌。與20世紀其他兩位俄國音樂巨匠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不同,肖氏沒有在國外長期居住過,且在冷戰結束前一命嗚呼,是嚴格意義上的蘇維埃作曲家。正是有了這一契機,他的命運就與20世紀東西方政治及二戰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粘合在了一起。

肖氏的音樂成為爭論的焦點與他生長時代的音樂發展也密切相關。肖氏出生時,正是以反傳統調性體系作曲方法為主的現代音樂方興未艾之日。但他卻逆流而動,堅持用傳統音樂語言創作。肖氏雖然終身都堅持用調性語言創作,但他對現代音樂作曲手法也曾嘗試過。特別是在盧那察爾斯基主管文藝期間,他對貝爾格、亨德米特、克熱內克等的作品有過相當的研究。肖氏自己也創作了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如《第一交響樂》、根據果戈理短篇小說改編的歌劇《鼻子》、芭蕾舞《黃金時代》和《霹靂》等。這些深受西方先鋒派音樂影響的作品,由于在技法上極具創新性,一度成為新蘇聯社會音樂成就的象征。但也因此而被認為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的頹廢性”而被禁演。特別是《鼻子》一劇,因其高度復雜的節奏型、奇特的和聲語言和追求奇異效果的配器手法,深為當政者詬病,只上演了16場就銷聲匿跡了,直到肖去世前一年才又被搬上了舞臺。

肖斯塔科維奇與斯大林

有關肖的著述,無論是學術專著、通俗傳記、報刊評論,還是音樂會節目單,沒有不提到斯大林的。英國的一位音樂學家曾調侃說,他有次應邀講肖氏的人生與音樂,整個講座50分鐘,他竟然做到了一次都沒有提斯大林。

與列寧不同,斯大林愛好音樂。新近的研究顯示,斯氏光顧莫斯科的大劇院,聽電臺播放的古典音樂,還喜歡唱民歌(據說是個不錯的男高音)。在對音樂的喜好上,斯和另一獨裁者希特勒倒有相似之處。雖然他不像后者那樣對瓦格納的歌劇如醉如癡,但斯氏對蘇聯音樂事業的發展也極為關心。“他關注蘇聯制作的每一張唱片,并在唱片封套上分別寫上‘好’、‘一般’、‘壞’、‘垃圾’的評語,他積攢的歌劇唱片就有93部之多”(Alex Ross, The Rest Is Nois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7, p. 220)。但是斯氏對音樂的喜好并未使蘇聯音樂家受益,反而給他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與列寧對現代音樂不贊同但能容忍的態度不同,斯大林對盧那察爾斯基時興起的那種激進的、受西方影響的現代風格極為不滿,他所提倡的是表現新無產階級國家力量的“蘇維埃現代主義”。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是斯氏對肖氏歌劇《穆森思克區的麥克白夫人》的攻擊。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麥克白夫人》是蘇維埃作曲家創作的有限的幾部有世界影響的作品。雖然此劇給蘇維埃政府贏得了很大的臉面,但并沒有給肖氏本人帶來榮耀。反而使他從此進入了斯氏的眼簾。《麥克白夫人》無論是在題材(帶有情色的主題)和作曲手法上(此劇音樂在創作手法上頗受貝爾格《沃采克》的影響)都有違蘇聯當時所推崇的突出積極向上的主題和現實主義創作的理念,所以此劇1936年給他惹來災禍也在意料之中。

幸運的是,1937年肖氏《第五交響樂》問世,這部被蘇聯官方宣傳為肖氏悔過自新的作品,一時間倍受推崇。不僅《麥克白夫人》所帶來的陰霾被一掃而盡,肖氏的聲譽也再一次如日中天。所以近來就有學者說,《麥克白》事件無論是對肖,還是對聽眾,都可說是“塞翁失馬”。如果沒有斯的及時干涉與“挽救”、沒有《真理報》對他的圍攻,肖很有可能會繼續朝現代派的方向走下去,他的作品也極有可能會像西方先鋒派作曲家的作品一樣,越來越晦澀難懂,越來越與社會無關,離老百姓也越來越遠(E. Rothstein, “Where Music May Owe Stalin a Little Credi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4])。曾就肖《第四交響樂》出過專著的英國音樂學家Pauline Fairclough就認為,與其挨整之前創作的《第二》和《第三》交響樂相比,肖的《第五》有明顯的進步。

但一朝被蛇咬的肖氏多年不再敢碰舞臺劇,而是集中運用交響曲和弦樂四重奏這種不容易被人上綱上線的體裁形式。從1937一直到1953年斯去世,肖不僅在創作上如履薄冰,在政治上也作出了極強的愛國舉動。1934年成為區人大代表,1939年被選為市議員。1941年德軍入侵時,肖氏三次請求上前線。在由于身體和視力的原因不被獲準后,他又申請充當后備軍,最后被安排作消防員。肖的《第七交響樂》總譜被空投到被困的列寧格勒,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首演,并在無人高地上用大功率擴音器向蘇軍前線戰士播放,開了交響樂直接參戰的先例。與此同時,制成縮微膠卷的《第七交響樂》的總譜被軍用飛機帶到美國。為了爭奪首演權,托斯卡尼尼不惜屈尊致信斯托科夫斯基懇求。最終由托氏指揮在美國通過電臺1942年7月19日面向數百萬聽眾播放。為了聽此交響樂,時在好萊塢的斯特拉文斯基夫婦還回絕了一個重要的社交邀請。

但好景不長,二戰后不久,斯就對蘇聯知識界操刀。1948年在日丹諾夫起草的反對“形式主義”與反對“反人民的藝術”的決議中,肖和哈恰圖良、舍巴林等率先成為箭靶,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的職位被解除。夾著尾巴做人的肖氏,表面上主動向組織靠攏,暗地里卻仍一如既往。仔細檢索一下他從1948到1953寫的作品就可看出,這期間他寫歌頌“主旋律”的音樂(《易北河會師》、《攻克柏林》)、創作宣揚愛國主義的聲樂作品(《森林之歌》、《陽光照耀祖國大地》)。但他也創作了24首鋼琴前奏曲與賦格曲等,其中不乏創新之作,如《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第四弦樂四重奏》與聲樂套曲《猶太詩歌》等。

肖氏與斯之間的恩怨雖是學者和樂評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但他們之間其實只在1943年有過一面之緣。1949年,肖表示不愿意去紐約參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斯曾給他打過電話。之后肖氏也曾給斯寫過幾封信提出些要求,或致謝。俄國音樂學家Leonid Maximenkov近期的研究顯示,在《麥克白夫人》事件之前,斯對肖并不了解。《真理報》抨擊《麥克白》,是項莊舞劍,肖只不過是正好撞在了槍口上。在斯和蘇共官員的眼里,肖實際上是“能寫好的現實主義音樂的”,是“值得挽救”的。Maximenkov通過查證克里姆林宮后來解密的檔案記錄發現,斯只是想讓肖停止寫“字謎”式的東西,多創作些讓人聽得懂的“清晰的大眾藝術”。

斯對肖的確是恩威并用。僅“斯大林獎”肖氏一生中就獲得三次。當時蘇聯工人的平均收入是5千盧布一年,而一等斯大林獎金則高達10萬盧布。1946-1947僅蘇聯作曲家聯盟就給了他近25萬盧布的酬勞,這還不包括肖氏其他的收入。但肖似乎還是不滿足,總是向當局提要求。如有一次他寫信給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抱怨了他的生活情況后,很快就被告知,他不僅會在莫斯科擁有一套寬大的公寓、一幢用來避暑的鄉間別墅,還會得到6萬盧布的裝修費。為此肖在1946年5月26日專門寫信給斯大林致謝。

但無論斯氏對肖施多大的恩惠,都無法消除肖對斯的恐懼。Isaiah Berlin曾形象地描述了他1958年6月初次肖的印象。他形容肖氏“小巧、靦腆,頗似一個來自加拿大西部的化學家,神情極其緊張,臉部幾乎永遠在抽搐。……訪問牛津的整個期間,他都像是一個經歷了長久被迫害、長期被流放生活的人。每當有人提到當代的人或事,哪怕只是極不經意的順便一提,他的臉部就會不由自主的痙攣,一副被夢魘纏繞的、甚至是被迫害的表情就會再一次浮現在他的臉上”(“Shostakovich at Oxfor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6, 2009]: 29)。

肖斯塔科維奇在伏爾科夫《見證》出版前的西方

肖雖說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社會作曲家的代表,但是他的名字對西方的聽眾來說也并不陌生。除以上提到的《麥克白夫人》、《第七交響樂》等讓他大出風頭外,他的其他作品在西方也曾引起過不小的波瀾。

西方的聽眾對肖的政治立場以及所受到的責難也有一定的了解。最初讓西方聽眾對他深感同情的是1949年出版的Alexander Werth所著的《莫斯科的音樂動亂》一書。此書讓西方聽眾對肖1948年在日丹諾夫的反對“形式主義”運動中所經歷的厄難開始有所了解。1972年出版的Boris Schwarz的《蘇聯的音樂與音樂生活》一書則使西方讀者對蘇聯官方以肖的名義發布的言論開始質疑。但西方民眾對肖擁護蘇共的一些言論也不無微言。特別是1949年3月肖氏在紐約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上捍衛蘇聯官方立場的舉動,以及他對勛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的批判,更使得他在西方的地位一落千丈。就連有左翼傾向的科普蘭對肖也頗失望。在冷戰期間的西歐和美國,除了伯恩斯坦不時為他辯解外,鮮有指揮家演奏他的曲目。特別是肖氏1957年擔任了蘇聯作曲家協會書記之職和1960年加入蘇共后,西方的輿論已把他看作是蘇維埃體制中人。就連與其常年共事且私交甚篤的同事和尊重他的學生也對他深感失望。如在得知肖在抨擊Sakharov的公開信上簽名后,蘇聯舞臺劇導演Yuri Lyubimov在遇到肖時,甚至拒絕與其握手,讓已伸出手的肖氏窘得無地自容(Paul Mitchinson, “The Shostakovich Variations”, Lingua Franca 10: 4 [2000]: 50)。

如果說西方的聽眾對肖褒貶相間的話,冷戰期間居音樂批評界主導地位的現代派作曲家則對之鞭笞有加。肖氏早期雖然對當代音樂技法有過濃厚的興趣,晚年時對12音技法也有所涉獵,但他對調性音樂的執著卻始終不改。這使得他在信奉“12音主義”、“序列音樂”、“偶然音樂”、“先鋒派與實驗音樂”作曲家的眼中,被視為“非我族類”。勛伯格、布列茲等對肖的冷嘲熱諷不算,就連一些不太入流的、但可以左右輿論界的美國作曲家對他也大加貶責,湯姆森(Virgil Thomson)就是一例。在湯姆森看來,肖不配被稱為“嚴肅作曲家”。肖的《列寧格勒交響曲》是“為弱智的、沒有樂感的、精神渙散的人”創作的。在歐美學院派“正統”作曲家眼里,肖氏的音樂被認為缺乏深度,不夠現代,是“二等貨色”。Richard Taruskin說他60年代在哥倫比亞讀書時,只有在肖的作品被用作反面教材的時候才能聽到他的音樂(Richard Taruskin, “Double Trouble”,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24, 2001]: 26)。

  • 伏爾科夫《見證》與“肖斯塔科維奇之戰”

    在伏爾科夫《見證》1979年在紐約出版之前,西方對肖的評價大致有兩種:一種認為他是蘇維埃極權統治下,政治干涉藝術的受害者,是個悲劇性的人物;另一種認為肖氏是一個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者,是一個真誠地希望用自己的音樂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紅色作曲家。肖氏雖與斯大林有個人恩怨,對蘇聯文化政策也相當不滿,但他絕不是像薩哈洛夫、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持不同政見者。后者甚至把肖貶為“懦夫”。但《見證》一書卻把肖變成了一個對蘇共政權極端不滿,但迫于政治壓力不得不用隱喻的語言來表達心中苦痛的持異見者。同樣一部《第九交響曲》,在伯恩斯坦的耳中是快樂、詼諧、睿智與妙語如珠,但在伏爾科夫筆下中卻充滿了悲劇、抒情、譏諷與怪誕。同一部聲樂套曲《猶太詩歌》,在美國音樂學家Laurel E. Fay為肖所作的新傳中被理解為肖氏遵守其在蘇維埃1948年大會上所作的“融和民間音樂精髓”的承諾所采取的實際行動,但在伏氏的解釋中,卻成了肖大膽反抗斯氏排猶政策的力證。

    肖從“御用作曲家”和“只會唱頌歌的百靈鳥”一變成為有膽、有謀、意志堅強的民主斗士,這一轉變實在是出乎世人意料。難怪《見證》一推出,即成排行榜上有名的暢銷書。用樂評家Paul Mitchinson的話說“今天大多數的聽眾都是通過伏爾科夫的耳朵來聽肖斯塔科維奇的”(“Wishful Thinking”, The Nation [May 3, 2004]: 54)。但就在《見證》走紅的同時,一些學者也開始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最初質疑的是出生在滿洲的俄國文學批評家、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Simon Karlinsky。Karlinsky注意到《見證》雖聲稱是肖氏口述的從未公開發表的回憶錄,但書中有大段文字是一字不差地從已俄文報刊上抄來的。因準備博士論文剛在蘇聯查過資料的Laurel E. Fay也發現《見證》中的一些段落似曾相識。通過對照俄文文獻,她發現《見證》中至少有七頁幾乎是一字不差地抄來的,她還注意到一個更重要的細節:即凡是有肖氏簽名的章節實際上都是已公開發表過的文稿。她的結論是,《見證》一書中雖然反映了一些事實,但絕不是肖氏的回憶錄,而是伏氏偽造的“贗品”( “Shostakovich versus Volkov: Whose Testimony?”, Russian Review 39:4 [1980]: 484-93)。持此觀點的還有以Richard Taruskin為首的一些專門研究蘇俄音樂、并在六、七十年代在蘇聯做過訪問學者的英美音樂學家。季先科也譴責說,《見證》不僅“不是肖的回憶錄,甚至談不上是一本伏爾科夫作的關于肖的書。它是一本伏爾科夫關于伏爾科夫的書”(關于《見證》為什么不應被當作史實,除上文中所提外,國外音樂學界著述頗豐,可參見Alex Ross, “Unauthorized: The final betrayal of Dmitri Shostakovich”,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6, 2004)。

    肖的家人和朋友對《見證》也意見不一。肖的兒子認為此書“大部分是由來自三手的流言軼事堆砌而成”,不可全信。伏爾科夫見過肖氏不假,但也“僅有4次,而且每次都不超過兩小時” (Geoffrey Norris, “Bitter Memories- The Shostakovich Testimony”, The Musical Times [April 1980]: 241)。肖的遺孀在答記者問時也提到,伏與她丈夫僅見過“3次或最多4次”。但肖的女兒卻持不同的意見。《見證》書中雖然有太多的‘廚房聊天’式的閑言碎語和軼事,但準確地代表了肖的政治觀點。曾將改編過肖氏弦樂作品的Rudolf Barshay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證實《見證》一書中的內容屬實。

    在1990年代中期,有關肖人生與音樂的專題研討會不斷展開,但由《見證》所引起的戰火,一直沒有停熄。Ian MacDonald《新肖斯塔科維奇》、Allan B. Ho和Dmitry Feofanov編輯的《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維奇》都是以支援《見證》為首要目的的。MacDonald是記者出身,在政治立場上極其反蘇反共。他雖承認《見證》有不誠實之處,但又堅持此書的確是肖氏的回憶錄,而且聲稱《見證》中所述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經得起驗證的史實。最使人費解的是,不是音樂學家的麥氏卻硬要在音樂分析上做對號入座類的文章,結果給人留下了很多話柄。如他在既沒有譜例又沒有對自己的用詞嚴格界定的情況下就斷然宣稱肖氏自《麥克白夫人》被批之后就開始用“暗語”寫作。并明確指出這些“暗語”是什么,如抑抑揚格或長短短格的節奏(特別是快速下行的琶音三和弦)表示“背叛”,重復的單音代表“奴役”、“盲從”,雙音代表斯大林,三音代表人民,五音代表斯大林加上人民。MacDonald的《新肖斯塔科維奇》對肖作品極端政治化的解讀雖深受學者詬病,但在社會上卻影響很大。1998年在倫敦出版的《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維奇》一書,其中心旨意是對《見證》一書所引起的持續了近20年的公案進行了結。它所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有二,一是證明《見證》絕非偽造。二是強調肖的確是暗藏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學者指出,盡管此書中用了很專業的音樂式的小標題,但全書與學術研究關系不大,多討論《見證》書中的肖與斯大林抗爭的主題。此外,對Laurel E. Fay、Taruskin及另一位對《見證》持懷疑態度的學者Malcolm Brown攻擊、嘲諷、謾罵也是《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維奇》一書的主要特點。

    與以上兩部火藥味極強的專書相比, E. Wilson的《記憶中的肖斯塔科維奇人生》(Faber, 1998)一書雖不乏討論肖政治立場的文章,但其論述的方式卻迥異。去掉了情緒化的論爭,多了些事實的考證。此書一出就得到了學界的好評,2006年又有增訂本出版,至今仍被看作是研究蘇俄和肖氏音樂的必讀之作。E. Wilson氏1964-1971年在蘇聯留過學,和肖本人也曾見過幾面。從1988年開始,她用了兩年的時間在蘇聯搜集資料、訪問當事人。之后,她又用了四年的時間甄別和編輯整理搜集來的資料。書中除收錄大量的一手資料外,還包括一些已在蘇聯出版但不為西方學者所知的文獻。

    如果說《記憶中的肖斯塔科維奇人生》關注的主要是肖的人生的話,199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肖斯塔科維奇研究》則顯示了西方音樂學研究中人生與作品兼重的特點。這部由英國音樂學家David Fanning編輯的論文集中收錄了包括美、英、德、俄權威人物的論文,可以說代表了上世紀90年代肖斯塔科維奇研究的最高成就。和上述諸著述不同,此書所研究的重點不是音樂語言與文化和社會環境的關系,也不是藝術與人生哪個更具有意義的問題,而是突出肖音樂語言的重要性,把肖的音樂作品本身作為研究的重點。如有音樂分析專家之稱的耶魯學者Patrick McCreless對肖《E小調鋼琴三重奏》的解析,運用了勛伯格、申克、Reti、Keller的分析模式和Newcomb、Treitler、Kramer等音樂學家的觀點。Laurel Fay在其《從<麥克白夫人>到<卡特里納>》一文中繼續展現其文本考證及技術分析之特長,她不但對《麥克白夫人》三個不同版本進行了細膩的對比,對此劇歷次首演和修改的背景情況也做了詳細的梳理。

    二十一世紀的肖斯塔科維奇研究

    進入到21世紀以來,西方對肖氏的興趣不僅沒有減低,且有升溫之勢。為紀念肖百年誕辰,僅2006年9月在英國舉辦的研討會就有至少3個。此間的出版物除研討會論文集和概論式的著述外,還有肖氏專書和研究論文集多部:《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語境中的肖斯塔科維奇》(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劍橋肖斯塔科維奇研究指南》(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普林斯頓2004年出的論文集《肖斯塔科維奇與他的世界》;印第安納大學2004年的《肖斯塔科維奇案例集》。《肖斯塔科維奇研究》第二卷也在2010年下半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學出版社外,其它出版社也頻頻出書,除Michael Mishra編輯的資料匯編性的《肖斯塔科維奇指南》外,專題性的研究就有《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八弦樂四重奏》、《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與電影》、《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四交響樂》。特別是Esti Sheinberg的《肖斯塔科維奇音樂中的反語、諷刺、模仿與怪異》一書,試圖用符號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對肖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隱喻、潛臺詞、和模仿引申等現象進行解讀。伏爾科夫及其支援者們也不甘寂寞,伏爾科夫的新著《肖斯塔科維奇與斯大林》2004在紐約出版,他的舊著《見證》也于2004年出版了25周年紀念平裝版。McDonald雖在2003年由于憂郁癥自殺身亡,但他的《新肖斯塔科維奇》經過Raymond Clarke改正后也于2006年再版。

    就傳記來說,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的Laurel Fay的《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是目前可見最詳盡者,也是學界口碑最好者。留學過蘇聯的Laurel Fay很早就開始研究肖,她1978年提交給美國康納爾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專論肖后幾部弦樂四重奏作曲風格的。這次為肖作傳,她用了15年的時間搜集資料采訪見證者。此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全書基本上沒有作者主觀的價值評判,只有詳盡的原始資料。由于她對《見證》的質疑,多年來Fay一直是《見證》擁護者的攻擊對象。在此書中她顯然不愿意摻入過多個人的價值判斷,也不愿意繼續就《見證》的真偽再費口舌。在力求用證據說話、讓讀者得出自己的結論這一點上,此書與上述Wilson的《記憶中的肖斯塔科維奇人生》有異曲同工之處。對一般的讀者來說,這樣平鋪直敘的著述讀起來不會像《見證》那樣引人入勝。但對任何認真研究肖和蘇俄音樂的研究者來說,卻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頭之作。避免無謂的爭斗、專注史實的發掘與訂正似乎是Fay菲撰寫此書的主導方針。Fay除偶爾不得不提到伏爾科夫外,她甚至有意不把《見證》作為原始資料列入參考書目。但也正是由于太過重視史料的搜集與甄別,肖的音樂在此書中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所以有學者就指出,此著是一本純論肖“生平”的書,不屬于常見的“生活與創作”之類。

    《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所依賴的材料更全更新,與Wilson《記憶中的肖斯塔科維奇人生》中所搜集的資料不同,Fay書中的資料主要是蘇聯開放時代公開的檔案資料和蘇聯解體后一些見證人發表的書面材料。

    當然,對此書持反對意見的人也不在少數,但大多非學界人士。以上提到過的McDonald就在其網站上發了長達5萬字的評論文章。不僅指責Fay斷章取義做學問不誠實、有意封殺肖反對蘇維埃體制的證據,還聲稱他從Fay的書中可以看出Fay有“親共”的趨向。英國樂評家Norman Lebrecht甚至在《每日電訊報》上著文,把Fay與不承認大屠殺發生過的納粹同情者David Irving相提并論。

    論文集《肖斯塔科維奇與他的世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4年)也是新世紀以來值得注意的一本書。此書中除收有譯自俄文的、西方學界以前沒有見過的史料外,所收的專題論文也多關注肖一些不大為人所知的作品。該論文集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譯文和史料為主,所收的三篇譯文分別為:肖17到21歲時第一次離開家時寫給他母親的信、肖1927-28在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時對一份題為“創作過程的心理學”問卷的答復、新發現的肖1946-50年間寫給斯大林的四封信,以及麥克西蒙科夫就此寫的一篇分析性論文。這些俄文信件的英譯,在意義上與1993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維奇書信集--致伊•達•格利克曼的信》一樣重大,都為世人全面、客觀地理解肖的生平及其音樂軌跡提供了新的史料。此外,第一部分中包括的一篇關于肖氏《第七交響曲》1940年代風靡美國的史實性綜述文章也顯示了近期肖研究的獨特視角。從美國公眾二戰期間對肖狂熱性的崇拜,到冷戰期間西方世界對肖的冷遇,這篇文章通過肖《第七交響曲》早期在美國被接受的事實,從側面說明了肖在西方的榮辱興衰與其音樂質量好壞的關系是不大的。

    《肖斯塔科維奇與他的世界》第二部分由專題論文組成。所論述的主題雖然涉及到肖與蘇共政治體系、肖音樂語言中的諷喻、反語,但焦點已不再是肖對集權主義的反抗以及肖如何在作品中用潛臺詞表達自己的憤懣。而是把視野擴大到包括肖的教學活動、肖與其學生的關系及相互影響、肖12音技法的嘗試與蘇維埃序列主義音樂的政治與實踐、肖與俄國文學及蘇俄音樂傳統等在內的多方位、多層面的研究。所涉及的具體作品也從以往的第五、第七、第十交響曲及弦樂四重奏轉向早期的芭蕾舞劇《霹靂》、歌劇《鼻子》、中期的輕喜劇《莫斯科,櫻樹塔》,后期的《第十四交響曲》、《茨韋塔耶娃詩六首》、《列比亞德金船長之歌四首》等。

    與《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和《肖斯塔科維奇與他的世界》中對《見證》置之不理的做法相反,印第安納大學2004年出的《肖斯塔科維奇案例專集》的首要目的是用事實證明《見證》絕非像伏爾科夫聲稱的那樣是肖的回憶錄。這部著作由四大部分組成。其中第二部分除有譯自俄文的史料七篇外,還有肖的同事和朋友對《見證》的正式回應、肖的遺孀關于肖的簽名為什么會出現在伏爾科夫手稿上的解釋、羅斯特羅波維奇對《見證》中出現的所謂肖詆毀其他蘇維埃作曲家謊言的揭穿。第三部分由歷年來在蘇俄發表的四篇論文組成,有專門駁斥Ho和Feofanov的,也有論述蘇維埃音樂及音樂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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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stakovich: Piano Concertos Nos. 1 & 2,僅有的兩首鋼琴協奏曲全無冷峻沉重,整體典雅明媚,其豁達意境令人感動。非常精彩。
    發表于2016.04.28 01: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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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3.167.***
    175.013.167.***
    發表于2016.04.27 22: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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