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臺灣音樂的石器時代:莊奴眼里的鄧麗君
郭娜 于 2016.10.12 14:24:32 | 源自:三聯生活周刊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10.00/60

  • 2016年10月11日6時11分,華語歌曲“詞壇泰斗”、曾創作鄧麗君名曲《小城故事》、《甜蜜蜜》歌詞的莊奴先生,在重慶與世長辭,享年95歲。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對莊奴先生的采訪,文章摘選自本刊鄧麗君逝世紀念封面報道之《那是臺灣音樂的石器時代》。

​那剛好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研究歷史的人把1966年作為臺灣社會的轉型期。那時臺灣地區工業產品出口超過農產品出口,至1981年,隨著臺灣地區躍入“亞洲四小龍”行列,鄧麗君的歌也隨臺灣文化工業升級運動,輸出至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角落。在梁文道的記憶里,“那時剛好音樂的軟體介質由唱片變成了卡帶,翻錄容易了,鄧麗君的歌成了華語圈對那個年代的集體記憶”。

“起飛期后,大眾生活安樂起來,開始厭倦哀傷的日本哭調閩南語歌,喜樂的國語民歌小調和國語流行歌曲成為新寵。鄧麗君父母是大陸移民,長在上萬戶南腔北調的國民黨老兵聚居的眷村,這些正是拿手好戲。”

憶起經濟起飛期的臺灣唱片業,莊奴稱其為“石器時代”,“刀耕火種也生機勃勃”。生在北平的莊奴,寫了鄧麗君一生70%的歌詞。在這位老人的記憶里,1949年他來臺灣時,文化界完全是“洪荒時代”:“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不允許臺灣有大學,臺灣唱片業起源于上世紀30年代日本投資的哥倫比亞、勝利唱片,早年臺灣只有日調改編的閩南語歌。國民黨赴臺后,來自上海和香港的海港派國語歌涌入,后來蘇小明在大陸唱紅的《綠島小夜曲》是臺灣1954年正式灌錄的第一首國語歌,由香港人創作。臺灣本地國語歌創作力量此后開始成長。臺視電視劇讓國語主題曲與插曲的創作需求加大,臺灣第一家電視臺主辦周末的‘群星會’給了唱片公司捧星的機會,臺灣的唱片業于此時開始拓展國語歌市場。”1969年,臺灣第二家電視臺中國電視公司開播,首部國語連續劇《晶晶》,就找上鄧麗君唱主題曲。這首主題曲一夜間紅透半邊天,終于讓錄了幾張唱片的她有了自己的成名曲。

​“鄧麗君一紅,臺灣國語歌就成了臺灣樂壇的主流。唱片公司開始給國語歌投錢。那時候我們有一個Group,人人都知道莊奴、湯尼、左宏元是鄧麗君的鐵三角,這個組合寫出來的歌,閉著眼睛就能紅。”莊奴講起那個黃金年代異常興奮。鄧麗君的啟蒙老師左宏元補充道:“70年代瓊瑤電影大賣,她一見鄧麗君就如獲至寶,甚至希望所有的插曲都由鄧麗君唱。”

在莊奴的記憶里,當時他和左宏元經常忙到藏進賓館躲債,只有太太知道聯系方式。鄧麗君的代表作《甜蜜蜜》便是莊奴5分鐘內脫口而出的“急就章”。莊奴喜歡講起這個故事,那時唱片公司拿著一首印尼民歌的曲譜來找莊奴,他只問了一句誰唱,知道是鄧麗君,邊唱譜,“腦子里想著她歌甜人又樸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里……歌就這樣自然唱出來了”。

​一生寫過3000多首作品的莊奴這樣總結鄧麗君創作團隊的成功經驗“很簡單,三個字,向錢看,老板為什么付錢我們寫什么。在臺灣社會,沒有錢的文化就等于沒文化”。莊奴抗戰前就讀于中南海里的中華新聞學院,抗戰時參軍當了機械師,部隊過黃河時把名字改作黃河,到臺灣后,取宋詞“莊奴不入租”作筆名,“莊奴”意思是佃戶,所有聽歌的人就是他的地主。“那年代大眾喜歡的歌有四個要素,詞短、精湛、寫情、有語句再現。羅大佑的歌詞太難,老百姓不懂,記不住,只有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喜歡。如今時代不同了,我稱作臺灣歌壇的戰國時代,什么風格都有。創作者天馬行空,自我標榜,再不會產生鄧麗君那樣十幾年掌控華語圈風潮的藝人了。”

臺灣歌廳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日據時代。那時的歌廳叫做“那卡西”,意思是“走唱”、“游民”。梁文道饒有興致地講起“那卡西”的掌故,當時在臺灣有兩種,一種是上海風格,正如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一種是本省人的去處,唱閩南語歌,陽明山腳下的北投溫泉是當時的圣地。歌廳里彌漫著歡場仍是命的氛圍,所有的男人都是離鄉游子,所有的女人都是天涯歌女。

  • ​到了鄧麗君的時代,本省閩南語歌廳開始衰敗。在莊奴回憶中,60年代臺灣已經形成講閩南語落伍,講國語高尚的風氣。1963年,李翰祥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在臺灣創下連演162天、930場的空前記錄,黃梅調引發的思鄉情也彌漫了歌廳。黃梅調反串成了鄧麗君日后在臺灣及香港地區、東南亞“跑碼頭”的保留節目。戲曲腔、民歌小調、上海歌女腔,作為大陸移民女兒的鄧麗君,唱法上糅合了那個時代200萬客居臺灣族群最窩心的三種腔調,加上她的聲音、她的樣貌,任何一個模仿者再難以替代。晚兩年被發掘的本土天后鳳飛飛和蘇芮,島內影響力并不亞于鄧麗君,但歌聲和形象更西化,更受學生和上班族喜歡。據臺灣樂評人馬世芳回憶,鄧麗君的歌迷里,外省移民和他們的第一代占多數。還有“天天吃素,偶爾開個葷”的兵役期男孩。梁文道童年記憶里的鄧麗君,經常被作為當局形象出現在正統大型節目里,即便是赴日的5年間,“想來是她的國語傳統形象能更有效地統一臺灣族群,”梁文道說。

    鄧麗君在日本發展的5年,正是臺灣“鄉土意識”成熟期。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早年的“全盤西化”主張,余光中是其中的主將。樂壇上同期發起“中國現代民歌”運動。1976年,一個小動作掀起一場大運動,畫家李雙澤在一次演唱會上向觀眾席扔了一瓶可口可樂,并大喊“唱自己的歌”,臺灣樂壇以此為標志開唱“中國現代民歌”。那年楊弦用余光中的詩作歌詞,在臺北中山紀念堂唱了他寫的新歌,其中便有我們熟悉的《鄉愁四韻》,會上推出的作品被收錄到楊弦的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之中。跟隨其后的,是侯德健、孫儀、葉佳修、梁弘志、施孝容、譚健常、李建復。

    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腦,余光中1973年發表的《現代詩怎么變?》常被人們用來詮釋臺灣民間的“鄉土運動”和“中華文藝復興運動”。他說:“相對于洋腔洋調,我寧可土頭土腦,此地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的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回歸中國有兩條大道。一條是退化中國的古典傳統,以雅為能事,這條路10年前我已試過,目前不想再走。另一條是發掘中國的江湖傳統,也就是嘗試做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帶點土頭土腦土里土氣的味道……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效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的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么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這些都是土的品質。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國尺子來量中國的泥土時代,在我,已經是過去了。”

    ​以這段話看鄧麗君式的“鄉土味”倒極貼切。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場運動在臺灣音樂人中積聚的能量,創造出鄧麗君一生最深入人心的佳作,有樂評人稱之為最“中國”的現代民歌,它們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在水一方》、《又見炊煙》、《我只在乎你》……以及于鄧麗君30而立生日之時首發的宋詞專輯《淡淡幽情》。自此,輾轉奔波了20年,“跑場子”出身的海港派歌后化羽成蝶。如今,她的歌依舊溫暖著華人圈的家國夢,而她,如海上花幡然幻滅。

    多年前,一場演唱會上,鄧麗君站在漆黑的舞臺邊,獨自吟出這樣的開場白:“我唱歌的時候盡情地唱,你接納多少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情感應和我不知道。我不禁想起D.H.勞倫斯的兩句詩‘我細聆靜寂中的你。在這里面,我細訴之時,感到你以沉默,撫摸我的句語,以我的句語,作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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