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緣樂種到舞臺主角,朱宗慶在臺灣創造了打擊樂奇跡
廖陽 趙知樂 于 2018.01.13 15:34:47 | 源自:澎湃新聞 | 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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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臺北一家火鍋店,朱宗慶拉著幾位好友圍爐結義,成立了臺灣第一支職業打擊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那時候的他沒想到,這支樂團可以將打擊樂的種子播撒到全臺灣,甚至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開枝散葉,成為全世界研究的對象。

在三十年前的臺灣,打擊樂還是舞臺邊緣的冷門樂種,靠著 “苦行僧”一般的耐力,朱宗慶逐漸將之蛻變為舞臺中央的主角。

創團之初,朱宗慶就為樂團定下四大發展目標——演奏、教學、研究、推廣。

1991年,他創辦“打擊樂教學系統”,自基礎教育來推廣打擊樂,至今已培育出超過13萬學習人口,在全球共有30家教學中心。

1993年,他創辦“臺灣國際打擊樂節”,每三年舉辦一次,促進了臺灣打擊樂與國際接軌。

1997年,樂團成立的第11年,朱宗慶逐漸走下舞臺,不再做舞臺演出,轉而將大部分心力投注于藝術管理與行政事務。

目前,朱宗慶打擊樂團下轄三個樂團:一團是職業樂團 ,負責重大項目排演、國際交流;二團負責兒童音樂會和推廣音樂會,每年固定于臺灣各縣市以及中國大陸各城市巡演;三團負責校園推廣,是培育“明日之星”的搖籃。

至今,樂團的足跡遍及全球31個國家及地區,演出超過2800場次,委托創作新曲215首,擁有數量龐大的曲目量。

2017年11月底,因為擊樂劇場《木蘭》在臺灣公演,澎湃新聞記者有機會前往臺灣,采訪朱宗慶。

采訪之前,工作人員向記者要了一份采訪提綱,朱宗慶把每一個問題的答案,都仔仔細細寫在了白紙上,總計近萬字。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是朱宗慶的工作常態,不管是演出、演講、采訪還是發布會,他都會事先排演兩三遍,確保萬無一失。就像《木蘭》在臺中歌劇院演出兩場,完整的帶妝彩排和預演就有兩場,工作量翻倍,整個團隊的工作強度可想而知。

做事認真、細致、嚴謹,朱宗慶對己嚴于要求,也將這些要求傳遞給工作人員,給了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

很多人都說,朱宗慶同時兼具了藝術家的感性、管理者的理性,有常人難以企及的高情商,也有強大的向心力。這也是很多團員數十年如一日,死心塌地跟隨他的原因。

朱宗慶打擊樂樂團團長吳思珊早在1988年就進團了。她是朱宗慶最早一批打擊樂學生之一,自從進了團,就沒想過離開。

“在臺灣,隨便一個學打擊樂的人,多少都和朱宗慶有關系,他可能是在我們教學系統長大的孩子,也可能他的老師就是朱老師的學生。”吳思珊說。

從白手起家到桃李滿天下,吳思珊見證了朱宗慶一路走來的變化。

“以前的他很害羞,不太喜歡講話,上訪問都要清場,做講座會一直和我們練習。現在的他和社會的脈動聯結很緊密,絕不是關在象牙塔的藝術家。”

在吳思珊的眼里,朱宗慶享受工作,享受和人相處,愿意學新知識,大大小小的事都會關心,全身上下始終保持著正能量。

“他好像不需要太多睡眠,什么類型的演出都看,知道文藝界的狀況,關心政治,了解財經,也了解科技的最新動態,而我們只知道練琴。每次開會,他都會和我們分享各種見聞,通過他我們仿佛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年輕人都沒有這樣的活力。”

“樂團需要優秀的演奏家,更需要優秀的領導者,我們愿意沖,但沖錯方向就完了,領導者太重要了。”吳思珊形容,朱宗慶打擊樂樂團就像一個“大家庭”,而朱宗慶就像是“大家長”,“我們會一起過節,一起或生日,有任何困難,朱老師都把我們像兒女一樣照顧。就連結婚,我們都會先把另一半帶給他看,再去見家人。”

貼近人心跳的樂種

澎湃新聞: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打擊樂感興趣的?

朱宗慶:在我小的時候,學音樂等同于學鋼琴,學鋼琴的小孩又等同于有錢人的小孩。雖然家里并不富裕,音樂卻是這個家庭共同的愛好,我的祖父喜歡南管,叔公喜歡拉二胡,叔叔喜歡吹口琴,哥哥喜歡打鼓。這讓我覺得學音樂是非常快樂的。

當初我開始玩打擊樂,純粹是喜歡而已!喜歡打擊樂的原因,除了打起來很帥,還因為它能使手腳協調律動靈活。當時一套爵士鼓很貴,我父母愿意花錢買一套鼓,支援孩子的學習興趣,尊重孩子的需求。買了鼓之后,也沒有找老師來教,我就自己摸索,無師自通,鄉下常這樣。

考進臺灣藝術專科學校時,學校沒有打擊樂專業,我考的是管樂。我那個時候玩得不錯的樂器,包括鋼琴、打擊樂、小喇叭和單簧管,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打擊樂器。

當時,學校的管弦樂團需要打擊樂手,我馬上自告奮勇,進團負責打擊樂組。后來,學校邀請了一些美國、日本的打擊樂演奏家,有人對現代音樂很有研究,有人對鼓很有研究,有人對木琴有研究,在他們來臺短期客座期間,我就掌握住機會盡量學。四年級時,在師長們的鼓勵下,我覺得自己在打擊樂上應該可以走出一條路,從此進入了打擊樂的領域。

打擊樂在三十年前是非常冷門的音樂種類,我相當感激我的父母,在那個大家都覺得學音樂沒什么前途的年代,在經濟與精神上全力支援我,我才能無后顧之憂地追求夢想。

澎湃新聞:打擊樂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朱宗慶:很多啦。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和人的心跳貼近,每個人都是天生的打擊樂者,每個有心跳的人聽到打擊樂都不會拒絕。

打擊樂樂器無所不在,木琴、鐵琴、定音鼓、大鼓、鑼鼓,我們身邊的任何東西,桌子、杯子、椅子、身體都是你的樂器,你尋找樂器時,會有永遠發現不完的素材。

因為樂器多,它的音色變化也多,金屬的聲音、皮的聲音、木頭的聲音、石頭的聲音、化學的聲音。這些聲音會讓你思考,你就會有很多創意產生。打擊樂不一定是打,也可能是觸,可能是摸,好聽又好看。

樂器變化多,聲音變化也多,所以它能跟很多藝術門類合作。我們和云門舞集合作過舞蹈《九歌》《薪傳》《脈動大地》,也和蘭陵劇坊合作過《螢火》,還和文學配合過,有太多好玩的東西可以分享。

打擊樂和人的心跳太近了,人很容易忽略它。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年輕人不知道什么是呼吸,年紀大了呼吸不暢才知痛苦。一樣,打擊樂是很自然的,聲音往往是沒有經過選擇的。

澎湃新聞:但在古典音樂和交響樂團里,打擊樂還是很小眾的門類。

朱宗慶:沒錯。在全世界,打擊樂都是人類最早的樂器來源之一,是人的本能,但在國際舞臺上真正被重視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我想這和當時的作曲家慢慢找到它的好玩之處有關。在貝多芬、莫扎特時代,定音鼓在交響樂團里都是用來加強氣勢、音響、節奏的,沒那么重要,但在現代音樂中,打擊樂越來越重要,我們就把它單獨挑出來,獨立于舞臺上。現代作曲家給打擊樂寫的曲子太多了,眼花繚亂。

澎湃新聞:那么多樂器里,打擊樂是否也是比較容易入門的樂器?

朱宗慶:入門很容易,但要打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情。它一碰就有聲音,大家就覺得好像我也會。很多人學了打擊樂之后,開始練習音色高低、變化、合奏,慢慢變成非常棒的打擊樂家、小提琴家、鋼琴家、舞蹈家,它是人進入藝術領域最簡單、方便、自然的“入門磚”,但你要成家的話,還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澎湃新聞:打擊樂大概有多少件樂器呢?

朱宗慶:樂器是算不出來的。我自己收藏了上千件,單是木琴、鼓、鉑、鑼就有很多種,同類樂器也分大小、厚薄、質料、造型,發出的音也不一樣。

我們樂團很大,還租了倉庫放樂器,常用樂器大概是一百多件。玩打擊樂最大的快樂和痛苦,就是要收藏很多樂器,你要花錢,還要花空間。

澎湃新聞:現在是不是還在不斷收藏?

朱宗慶:一定的,收藏不完,我還想做一個打擊樂博物館呢。

澎湃新聞:你怎么判斷一件東西是不是適合做打擊樂器?

朱宗慶:有兩個,一是我有需要的時候去找,二是我創造出來后請作曲家把它變成聲音。沒有東西不能當打擊樂器,連人都可以,《木蘭》里的“十三響”就是拍打身體的各個部位嘛。

每天都和挫折為伍

澎湃新聞:從維也納音樂學院留學回來,你曾是臺灣交響樂團的打擊樂首席,過得也蠻舒服,怎么想到成立打擊樂團?

朱宗慶:之所以想成立樂團,始于我在留學期間的生活體驗。在維也納的兩年半內,我走遍了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竭盡所能地去聽音樂會、看表演,對于那種隨時隨地享受美的生活十分難忘,我期望將這樣的感受帶回臺灣,與故鄉的朋友們分享。

于是,在返回臺灣前,我就動手擬定計劃,希望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組團,從事打擊樂的推廣,希望樂團成為臺灣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三十年前的臺灣,打擊樂是舞臺邊緣的冷門樂種。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跑遍了全臺所有學校和教師研習營,舉辦了上百場講座,利用一次次的講習機會,去說服老師以及各公家單位,以打擊樂為演出媒介,去探討音色、節奏、旋律上的新觀念,并帶進藝術教育相關的業務中。

當時的我就像個“苦行僧”,努力克服害羞、不擅言詞的個性,一邊演講,一邊示范。每次講習,我都是一個人帶著一車樂器,領到的車馬費,往往不足樂器的運費。下過這樣的苦工行腳,才為打擊樂日后的發展扎下穩固的第一步。

澎湃新聞:開疆拓土時最困難的是什么?

朱宗慶:第一個是人才。那時大家覺得打擊樂沒什么好學的,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去拜托學校給我好學生。學生訓練得不錯,我還要去說服學生的爸媽,許諾他們一個前途。所以光是人才,我就要從教育機構、家長、學生方面,一個個去打交道。

第二個問題是道具和樂器從哪里來。我要想辦法去找、去買、去租。到哪里練習呢?就在我家的客廳里,客廳太小了,容納有限,就換到學校的教室里,不斷去找空間。

接下來,作品在哪里?一開始我們全世界到處找作品,因為太少了,我們就自己改編,把臺灣鄉土民謠改編為打擊樂,同時拜托作曲家寫曲,從無到有,就這樣累計了兩百多首新曲。

接著,我們在音樂廳、教室、禮堂到處尋找演出機會,有了演出機會,觀眾從哪里來呢?從人、裝置、器材、空間、演出機會、觀眾來源,到如何繼承存活,我們都要一項一項去解決問題。

澎湃新聞:最開始那段時間難熬嗎?

朱宗慶:永遠都難熬,現在也難熬。如果做事不困難,也輪不到我做了。人生無論你活多久,都要珍惜,不斷去追求,去尋找新的東西。因為喜歡,我就覺得這樣的辛苦、忙碌、痛苦,都是值得且愿意承擔的。如果你覺得不值得,做任何小事都會覺得是負擔。

我也有低潮的時候,但我很快就恢復了,很快就走出低潮了。我常常從正面的方向去想問題,比較報喜不報憂。別人說我得天獨厚,占盡了優勢,其實沒有,我每天都和挫折為伍,困難才是我們存在的價值。但你不能一遇到困難就抱怨,別人不但不會同情你,反而會離開你。

當我遇到困難,我就去喝咖啡,和朋友小聚,或者看一場表演。所以我為什么喜歡喝咖啡?就是給自己時間坐下來,自我反省,打氣,加油。

澎湃新聞:三十年起起伏伏,你就沒有很難堅持下去的時候?

朱宗慶:創團十周年是我最低潮的時候。十周年時,我帶團員開了一次記者會,我坐下來就哭了,突然覺得自己好可憐。

那時候我們正從初創時的業余樂團向職業樂團轉型,要和全世界去競爭,你要思考很多問題。有些團員因為不確定未來的發展,會感到彷徨,是繼續做表演,還是出國深造。我就想要不要停了?但當我回到辦公室,看見樂團在練習,工作人員在做計劃,我又問自己,我能停嗎?不管了,做吧。

那是我最低潮的時候。我常常有低潮,甚至一天低潮好幾次,但人不能鉆牛角尖,一直往壞的方面想,會越想越可憐,越想越氣。

從舞臺邊緣走向舞臺中央

澎湃新聞:你要求團員在熟悉西方打擊樂時,還得學習京劇鑼鼓、醒獅鑼鼓、南北管音樂等東方擊樂元素,原因是什么?

朱宗慶:我對傳統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我小時候住在臺中鄉下,過年就在廟口看戲,看舞龍舞獅。在現代劇院沒建起來之前,廟口就是文化中心,人們在那里喝茶、聊天、賣膏藥。傳統文化給了我太多養分,我就將它融合在打擊樂里,變成我們的特色。

因此,每位團員除了熟稔、精進西方擊樂學理和技法,更投注了大量時間和心力鉆研傳統京劇鑼鼓、醒獅鑼鼓、南北管音樂、甘美朗音樂等東方傳統器樂,并以每年三季的年度公演,呈現多樣的演出成果。

自創立樂團開始,我們便堅持把傳統音樂的特色,融入西方音樂的演奏之中,不但大大豐富了音樂會的風格與內容,同時也成為樂團的一大特色。

澎湃新聞:朱宗慶打擊樂團的另一大特點,是不斷發表和首演新作,也是少數設有駐團作曲家的團體,至今委約創作了215首曲子,累積了大量現代的聲音。

朱宗慶:1970、1980年代,在創立打擊樂團前,我就和許多臺灣作曲家一起共事,像馬水龍、李泰祥、溫隆信、錢南章、潘皇龍、賴德和、許博允,他們都是比我年長十多歲的前輩。這群充滿理想和抱負的臺灣作曲家時常發表新作,由于他們的作品使用了大量的打擊樂器,我時常會被找去,為這些作品做“世界首演”。

受這些作曲家影響,1986年成立樂團時,我便希望透過委約創作,以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精神,形塑樂團的風格。因而,我們是少數設有駐團作曲家的團隊,每年會投入大量資源,委托國內外知名作曲家創作。

澎湃新聞:據說樂團每推出一臺新作品,你都會親自參與設計,就連“豆莢寶寶”這樣的兒童音樂會也會參與?

朱宗慶:三十年前的臺灣幾乎沒有為兒童量身打造的音樂會,要讓小朋友在音樂廳里正襟危坐一個多小時,實在不太可能,所以我們便策劃,將兒童音樂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讓孩子聆賞音樂、投入其中;第二部分,透過互動和說故事的方式,讓孩子認識樂器、知道音樂常識;第三部分,借由音樂游戲和唱游,讓所有人一同參與其中。

1988年兒童節,我們在臺北新公園舉辦了首次兒童音樂會。至今,兒童音樂會已邁入第29個年頭,每年全臺巡演四十多場,“兒童藝術”在臺灣也不再是陌生名詞,針對兒童設計的藝文節目如雨后春筍。

我推出兒童音樂會有兩個原因。第一,我的小孩剛出生,他為我帶來很多靈感。我開始思索,身為一名父親、一名打擊樂家,如何讓自己的小孩從小就接觸并喜歡上打擊樂,同時提供機會,讓更多孩子有機會親近、體驗藝術。

第二,我在推廣打擊樂時,規劃了一個十五年的長期計劃,希望把演奏、教學、研究、推廣結合在一起。然而,我個人推廣的能力有限,所以組織了一個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二團),專門進行推廣工作。兒童是打擊樂觀眾的基礎,從小培養他們欣賞節目,未來他們就很有可能成為最忠誠的藝文支援者。因此,我創造了專為兒童設計的兒童音樂會。

自從每年定期舉辦兒童音樂會,我們感受到了孩子對打擊樂的渴求,這也促成了我開辦“擊樂教室與教學系統”。我想創造一個環境,讓孩子們去玩,再透過玩,感受與喜歡音樂。有了系統的教學,許多父母會放心地把孩子交給我們,讓孩子在打擊樂的陪伴下成長。

澎湃新聞:臺灣觀眾接受打擊樂,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

朱宗慶:全世界觀眾都一樣。第一個是接觸,接下來是好奇、懷疑、感受、喜歡,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我們樂團是目前臺灣票房最好、觀眾最多的表演團體。一開始,一年有500個觀眾我們就要拍手了,現在我們一年演出一百多場,全世界跑,觀眾十七八萬人次。

臺灣以前學鋼琴、小提琴的人最多,2007年左右,有人做過調查,學鋼琴的人還是第一,但學打擊樂的人已經變成第二了,第三是小提琴,第四是長笛。到了2011年,學打擊樂和學鋼琴的人數拉近了,和其他樂器拉遠了。所有學音樂的人都必須學鋼琴,鋼琴是基礎,所以它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澎湃新聞:1995年,朱宗慶打擊樂團第一次來大陸巡演,這么多年下來,你覺得大陸觀眾對打擊樂的態度有什么變化嗎?

朱宗慶:剛去的時候,我擔心大陸觀眾不接受,后來我發現他們很喜歡,畢竟打擊樂是人的本能。

1993年,我和打擊樂團團員首度隨云門舞集到大陸演出,擔任《薪傳》的現場音樂伴奏。

1995年,樂團第一次赴大陸,到西安演出,此后我們每年都去大陸。大陸太大了,但有四個地方——上海、北京、廣州、西安是每年必去的,其他地方是兩三年去一次。我們累積觀眾很快,尤其是小朋友很歡迎。

要鼓勵未曾欣賞過打擊樂演出的觀眾走進劇場,需要做許多教育和推廣的工作,在這個層面上,我會將不同的社會“民情”考慮在內,想辦法切入當地的脈絡,讓觀眾能夠接觸、感受、理解、接受、喜歡。在創作上,我不會去迎合或遷就觀眾,不過,我會在推廣方面想辦法“接地氣”,以此將觀眾的來源擴大。

澎湃新聞:四個常演地方里還有西安,這個比較出乎意料。

朱宗慶:西安是文化古都,那里有我尊敬的打擊樂家安志順,農民鑼鼓也很多。1995年我們去西安,你都不敢相信,路上竟然有一萬個人敲著鑼鼓迎接我們,西安電視臺還做了全程轉播。我對西安是很有感情的。

澎湃新聞:除了管理樂團,你還在臺北藝術大學教書,教了多少年?

朱宗慶:34年,現在教打擊樂和藝術行政管理的博士班。

澎湃新聞:所以不管是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還是臺北藝術大學,你都在不斷給臺灣輸送打擊樂人才?

朱宗慶:當然,打擊樂人才和劇場管理人才。

澎湃新聞:林懷民最近發布了退休宣言,你也會面臨退休和選接班人的問題,現在有計劃嗎?

朱宗慶:會有哦,我們團在打擊樂人才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但經營方面的人有困難。

以我為例,我是音樂人,也會做運營,團員幾乎都是我的學生,我和他們的溝通是很順暢的。幾年前,我開始有計劃地培養。我身邊有四個資深團員,每個人都跟著我30年了,從我個人開始建立一個群體,大家共同領導,互相分擔困難。

林老師決定2019年退休,提早兩年宣布,就是為了讓新人上來,他再慢慢從一線退到二線,這是很了不起的做法,也是很有計劃的做法。我們也在做這件事。中國人都很喜歡永續經營,一輩子兩輩子三輩子做下去,給自己弄很大的包袱,也沒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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