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樂派”為何有必要
王安潮 于 2018.09.06 14:50:55 | 源自:音樂周報 | 版權:轉載 | 平均/總評分:00.00/0

中國樂派是近年來的熱詞,它與之前的“中華樂派”說法相似,均有指代中國境內或運用中國音樂語言創作音樂所形成的流派之意。后者已在學界進行過較為充分的論證,也開過不少研討會和音樂會,對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大家已有了較為清晰的認同。所以,有人就說沒有再生造“中國樂派”一詞的必要。又加之“中華樂派”隱含有民族樂派的特定意指,所以,有人覺得“中華樂派”的所指意義更為明確。筆者以為,“中國樂派”就其內涵與外延來說更符合于從19世紀形成的西方音樂史中的“民族樂派”的意義所指,即國家文化的宏觀層面涵蓋音樂流派的范疇,也符合于當下“發揚傳統經典音樂文化”的語意,甚至對建構音樂意義上的“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從民族樂派的形成歷史背景及其意義所指來看,19世紀中葉以后活躍于歐洲樂壇的“民族樂派”帶有鮮明的民族意識喚醒寓意,其產生與民族主義文化運動密不可分。這些被認為是較為激進的音樂家以其音樂創作中的特性民族音樂素材的運用表達愛國思想,在那個民族內憂外患的特定時期,是有其特殊歷史意義的。像波蘭、匈牙利、捷克、挪威等歐洲小國,為了表達特殊的國家意志,“民族樂派”的形成與發展恰逢其時。雖然當時愛國主義思想的表達是建立在政治意識之上的,但這些國家的音樂家們試圖從純粹的音樂民族性出發,并意在擺脫德奧為主體的古典樂派的束縛,以本國優秀的民間音樂素材去表現具有愛國主義的英雄主題,這就使其音樂產生出特殊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效應。那些小國的音樂家及其作品迅速為世界所關注,如:捷克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國》和德沃夏克的《水仙女》、挪威格里格的《培爾·金特》、芬蘭西貝柳斯的《芬蘭頌》等。新崛起的俄羅斯,其國家意識的強烈彰顯,使得格林卡的《伊凡·蘇薩寧》、巴拉基列夫的《李爾王》、鮑羅丁的《伊戈爾王子》、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與《荒山之夜》等也順著政治與民族意識的崛起而覺醒,強烈的民族意識使這些作品有意地挖掘民族民間特性音調素材,豐富了原來浪漫樂派注重表達個性思想的表現視域,像波蘭的莫紐什科是在肖邦基礎上的發展,匈牙利的埃爾凱爾是在李斯特風格上的延伸。

在中國目前的創作中,民族民間素材的挖掘意識雖然早已覺醒,但在藝術主張上的創造性卻在有意無意地衰微,注重技術的繁難開發成為學院派作曲家們的興趣點,而鮮明民族音樂藝術的標志性符號卻在技術理念的標榜下被有意弱化。因此,這個時候,西方19世紀民族樂派的發展理念仍對中國音樂家有參考價值,它有助于國家意志的激發,有助于本國人民反省文化自信的意象所指,有助于從內涵上建構中國音樂藝術活動的鮮明標志。

只有從內涵建設的基礎性上下功夫,才能建構并顯現出“中國樂派”的藝術創造性,也才能在世界音樂的舞臺上建立起“中國樂派”藝術形象的影響力。如何建構?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作品的鮮明民族音樂形象塑造是關鍵。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劉天華的10部二胡曲、賀綠汀創作的《牧童短笛》《森吉德瑪》《晚會》、任光的《彩云追月》、聶耳的《金蛇狂舞》《揚子江風暴》、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中國狂想曲》、譚小麟的《湖上春光》、江文也的《臺灣舞曲》《北京萬華集》等,以音樂的民族特征而喚起民族覺醒,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丁善德的《長征交響曲》、李煥之的《春節組曲》、呂其明的《紅旗頌》、何占豪與陳鋼的“梁祝”、吳祖強與杜鳴心的《紅色娘子軍》《魚美人》、劉文金的《豫北敘事曲》《三門峽暢想曲》、劉鐵山與茅沅的《瑤族舞曲》、鄭路與馬洪業的《北京喜訊到邊寨》、喬羽與劉熾的《祖國頌》等,成為國家音樂意志表達的代表作。改革開放后,西方先鋒音樂手法涌入中國,譚盾《風雅頌》、瞿小松《MengDong》、陳怡《多耶》、葉小綱《中國之詩》、何訓田《達勃河隨想曲》、郭文景的《蜀道難》等以及朱踐耳的十部交響曲、楊立青的《烏江恨》、劉文金的《長城隨想》、高為杰的《蜀宮夜宴》、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劉敦南的《山林》、王西麟的《云南音詩》、張千一的《北方森林》、張曉峰與朱曉谷的《新婚別》、王黎光的《水歌》等,對民族音樂素材進行了更為內涵、韻致化的彰顯,比之前的創作更注重內涵的挖掘,而非僅注重旋律線條的構建。這些作品中的鮮明民族藝術形象指向性更為明確,如楊立青運用《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古典琵琶曲素材,在交響樂隊恢弘的濃烈聲響的基礎上,展現了楚漢戰爭的悲壯歷史。以鮮明的地域或歷史音樂素材而塑造藝術形象是這些鮮明的意象所指,上述作品的成功多具有這些因素。而這種內涵的表達方式仍是當前很多創作的選題,如趙季平的《古槐尋根》、許舒亞的《海上絲路》、葉小綱的《魯迅》、郭文景的《駱駝祥子》、張千一的《解放》、楊青的《蒼》、韓蘭魁的《絲路斷想》、周湘林的《天馬》、尹明五的《長白山隨想》、張旭儒的《漠壁長歌》、覺嘎的《阿吉拉姆》等,這些內涵除了在素材的挖掘上更為精細化外,還注重從韻味上狠下功夫,其探索在展現技術性的同時,也使民族意識更有內涵,逐漸深入。

中國樂派是國家意志彰顯的概念化顯現,是中國音樂家在當前創作上的深入思辨,是文化自信理念下的文化覺醒。它不僅在創作上予以顯現,還延伸到表演及理論等方面,甚至在樂器研制上也已萌生新思路,這些都為中國樂派內涵化突破尋得了更多的視角與契機,而從宏觀理論構建及概念的深入辨析上,中國樂派也是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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