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我看到两位乐手是北非人，一个戴着阿拉伯人的头巾。音乐从12世纪的无伴奏挽歌开始，慢慢进入其他时间和空间。手提式混音桌边的两个年轻人，用当代节奏混合并放大那远古的野性。

一个纯粹主义者会抖着胡须嘟囔着马上走开，而我却被迷住了。将几种文化的音乐混搭成一种全新的东西，已经不是第一次令我着迷。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称谓，我们姑且叫它世界音乐，它正在快速占领所有的类型音乐。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委托作曲家用阿尔及利亚街头音乐创作了新编《奥赛罗》，当代古典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融合常春藤高校诞生的后极简主义和拉丁民族乐创作了《厄尔尼诺》（El Nino），保罗·西蒙、达蒙·阿尔巴恩（Damon Albarn）之类的流行歌手也从非洲音乐汲取灵感。

世界音乐代表了音乐进程的本身——两种音色交汇后产生了新的和声能量。这是音乐一向发展的方式，有迹象表明世界音乐可能会将白种男人的古典乐和流行乐从长期阳痿中拯救出来。

与民族音乐的相遇可以追述到19世纪末，当时西方作曲家意识到他们的调性资源即将枯竭。在寻根的研究中，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和他的好友佐尔坦·柯达伊（Zoltan Kodaly）去边远的乡村记录老太婆的小调，他们的探险远至摩洛哥。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和他的好友古斯塔夫·霍尔斯特也一样，在埃塞克斯和肯特郡的小酒馆里找灵感。

他们将搜集到的音乐重新写成了奏鸣曲，在大都会的音乐厅中演奏。巴托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创新地使用了阿拉伯集市音乐，威廉斯的九部交响曲也极大倚仗了民歌采风。他们的作品本质上是一种殖民细直纹短袖我主义的冒险，是对不发达世界的原材料的文化掠夺。他们写出了伟大作品，正如埃尔金爵爷带回了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

半个世纪前在危机日益加深之际，西方音乐家回到了巴洛克之前，挖出了早期音乐的古墓。前巴赫时期的音乐再度得到演绎，乐团得学会用古时候呲呀作响的乐器演奏。早期音乐培养了一种对过去的考古迷恋，根本不用考虑任何现代关联。

上述两种运动都有残余，至今尚未得到世界音乐的承认。在对古乐和原始音乐不断熟悉的过程中，渐渐催生了一种跨界的好奇。所以今天要是一支牛津唱诗班去南非索韦托演出，基于互相尊重和平等原则，用12音和声配上非洲土乐合唱也不稀奇。

求真成为作曲家配器时的普遍追求。当1950年代的美国民谣歌手弹着最近的乐器店里买来的吉他和小提琴时，世界音乐演奏者更倾向于用乌德琴（oudh）、那果尼西非鲁特琴（ngoni）或是巴拉顿琴（balaton）演出。但在音乐改编上，这里没有原教旨主义者，不会有人听到用迪斯科节拍打的阿富汗旋律就摆出学院派的不屑一顾。熔合即是动力。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像西西里岛一般，是不同大洲和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它拒绝陷入类别的圈套。几年前在摄政公园的夏季音乐村里，一对阿根廷二重唱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是探戈乐手，听过才知道其实是南美风味与东欧犹太音乐的跨文化组合。日本电影作曲家坂本龙一混搭巴萨诺瓦风出了一张唱片。即便是正统室内乐出身的伦敦莫扎特乐团，也与“世界音乐五重奏”巡演。著名古乐团“文艺复兴大乐队”带着古长号（sackbut）和克朗号（crumhorn）去了伦敦爵士音乐节。世界音乐发出的最大噪音，就是打破了类型的樊篱。

所有这些发展都体现了21世纪的生活方式。在旅行变得愈加频繁的时代，遥远国度的歌曲钻进了度假者的耳朵，变成潜意识跟着我们回了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中，来自中国的五声旋律和阿拉伯的微调性民歌构成了我们的日常听觉环境。世界音乐是巨大社会变化的一种表达。比起任何其他音响，它更能代表明天的音乐。

最动人的是，它极为平等。除了塞内加尔的Youssu N'dour和几个葡萄牙法多天后之外，世界音乐圈很少有娇生惯养的巨星。这是吸引听众的音乐，不是生产名流的土壤。

伦敦爵士音乐节是衡量世界音乐地位的标尺。自1993起音乐节就逐步从空疏的美国黑人音乐转化成融合音乐的温床。然而政治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巴勒斯坦人曾抗。提上裤子，议音乐节没有为歌手里姆·克拉尼（Reem Kelani）和以色列异见萨克斯风手吉拉德·阿茨蒙（Gilad Atzmon）的联合音乐会做宣传。

世界音乐反映了今日的世界，一个没有道德确定性的紧张之所。有人可能会遗憾世界音乐取代了爵士乐，冲进了古典音乐厅，并且充斥着许多无意义的融合。然而音乐的樊篱不应该被保护，就像我们不能针对下定决心的移民关闭国境线。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鼓励信仰的多样性，这样才能带来文化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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