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9月诞生于1952年的上海民族乐团迎来了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为此上海《新民晚报》著名的“夜光杯-十日谈”专栏特别开辟了《民乐传人佳话》系列，从多个侧面回顾了上海民族乐团发展历程中那些值得品读、回味的人与事。今天我们登载第一部分，包括：《罗小慈三写<如梦令>》、《高原藏家找弦子》、《寻找最佳声音》、《从无到有试箜篌》、《<心香>考二胡》等五篇。
罗小慈三写《如梦令》
沈次农
罗小慈的筝、现场书法及诗词吟诵的表演形式已在社会上广为人知，人们在赞叹她的多才多艺时，却很少注意到她的作曲能力。被人传诵不止的筝箫合奏《如梦令》，虽然只是她的偶尔冲动之作，却含蓄高贵，清雅绝尘，如不食人间烟火者为之。许多大作曲家的鸿篇巨制，技术上固然棋高一着，若论意境，或还不如这首八九分钟的小品。
数年前罗小慈应邀参加一个春节晚会，导演深知她青睐李清照的《如梦令》，闲聊中便提议以《如梦令》为题写一首古筝独奏曲。这本是一时兴起的话题，却不料“惊起一滩鸥鹭”，罗小慈立即投身创作。不久，一首古筝新作就应运而出。导演凭空多出一档不俗的节目，喜悦自不必说。
晚会过后，曲终人散，一切归于平静。但罗小慈的脑中总有旋律萦绕，与《如梦令》相随，似“有暗香盈袖”。她觉得李清照《如梦令》的意境还有很多余地可以展现。灵感之花很快孕育、绽放，她将晚会录音请王甫建团长听，提出加入吟唱的想法。王团长也认为可行。罗小慈崇尚昆曲的清丽悠远、婉转柔美，便将昆曲素材的吟唱部分加入，将筝曲进行调整，成为筝、词、曲“三合一”的新《如梦令》。
事情似乎并未到此结束。此时罗小慈已名声在外，常收到各种邀约。一次与笛子演奏家钱军入选“粉墨嘉年华青年艺术家展演”名单。导演临时点菜，建议两人在开幕式上共演一曲。演什么呢？两人一个吹笛，一个拨筝，却从未同台合作过，没有现成曲目。找一首两人都熟悉的，是通常晚会应景的合作形式。但罗小慈不愿这样草草应付观众，纠结之际，又想到了《如梦令》。
原来《如梦令》“三合一”之后，罗小慈的思绪仍挥之不去，总觉应有更完美的展现，心中时时响起与筝截然不同的声音，“念头一起，颇感兴奋。闭上眼睛，重奏的效果呼之欲出”。“箫！那分明就是箫的声音，绝无第二！”钱军是笛家，也是箫家。于是仅半个时辰，《如梦令》箫的分谱在罗小慈的笔下顷刻完成。经过试奏、排练、登台，一首二重奏《如梦令》最终完成。“这是我第一次写箫啊！”罗小慈很兴奋。其实让她兴奋的未必是第一次写什么，她已经觉察到《如梦令》终于达到自己内心的理想状态了。
罗小慈事后想来，不同于古筝“点状”音响的乐器，箫的悠长气息呈现出连绵起伏的线条，宽厚、柔美，与古筝的“铮铮然”互补互配，恰到好处，而人声吟唱的加入，又让听众对音乐的理解多了一份依靠。因此筝箫合奏的《如梦令》让罗小慈十分满意。为此她以《如梦之旅》写下自己的创作体会：“中国古典音乐的世界美不胜收，无论大曲小令，都值得细品深尝。尤是文人音乐中蕴藏的含蓄、节制、高贵的美和洒落的生命形态，超逸深沉，余韵不断。这种充满哲学高度的音乐气质让人敬畏。就是这份敬畏，让我在最初的创作中确立了对美的选择和判断……”
如今《如梦令》已演出逾百场。从国内到国外，甚至偏远小城。在这如梦般的旅行中，罗小慈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并且明白，想象可以有如此多的可能性。
高原藏家找弦子
吴同
民族乐器多达几十种，稍微内行点的人能说出十来件，外行也说得出五六样。然而不管内行外行，知道“弦子”的怕不多。原来这种乐器琴行没有卖，乐器厂不生产，连作曲家写作品也不会用上。然而从今年起，上海民族乐团却有了一杆弦子。
弦子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乐器，形似二胡，但比二胡短而粗。弦子的声音明亮宽厚，具有高原民间音乐粗犷的风格。在我国藏族地区，弦子是藏族男子必备的乐器，几乎人人都会，并不稀罕。
7月初，上海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音乐会《锦绣中华》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为了会演，王甫建团长率创作团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用藏、维吾尔、朝鲜、佤、基诺、苗、蒙古、汉等各民族的特色音乐素材，重塑新版《锦绣中华》，捧回了剧目金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指挥奖等多项荣誉。
其中开场乐曲《尼西的青稞架》，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组曲《香格里拉》中的第四乐章，描写藏族人民载歌载舞、喜迎丰收的欢庆场面。乐曲开头一段非常有特色的旋律就是用大弦子拉奏的。
为此张千一曾有过一番纠结。这部作品是为专业乐团写的，他也了解一般乐团并没有弦子。因此在总谱上，他把这个声部用中胡放低内弦来代替弦子演奏，同时要求演奏员在演奏时尽量往弦子的声音上靠，以体现藏族音乐特色。
当上海民族乐团决定排练这部作品时，作曲出身的王团长却有不同想法：如果要体现藏胞的原始风格，为什么不用藏胞的原始乐器呢？如果用藏胞的真弦子，乐曲的整体效果及声音的纯正感一定能更好。于是决定派人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寻访购买。
高胡演奏家张佳伟被指定为演奏弦子，购买任务当然也落到他的肩上。有意思的是，香格里拉藏胞家庭虽然都有弦子，但他们并不出售，也没有价格。因为这东西都是自家手工做的。一个家庭有了一把就不会再做第二把。而一把弦子用惯了，也舍不得随便更换。毕竟是乐器，有独特熟悉的个性声音。
张佳伟于是只得拜托朋友多多费心，不仅要动员藏胞割爱，还要从中寻找声音够好的乐器，不能放进篮子里的都是菜。这是要去北京演出用的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藏胞听说购买弦子是上海民族乐团为了进京会演时演奏藏族音乐，便纷纷帮助动员、寻找并反复试音，终于找出一把称心的弦子，弦子的主人十分乐意贡献出来，并希望乐团演出成功。于是这把带着藏族同胞的深情厚意的弦子运到上海。对于上海民族乐团来说，增加一件乐器是小，用真正的弦子来演奏才是对艺术负责的大事。
拿到弦子后，张佳伟如获至宝，终日不离手，时时揣摩和感受它的音乐特性。这是他第一次演奏弦子，他没看过弦子的表演，没能在唱片录音中听到，更没有现成的教师可以求教。但张佳伟精通高胡、板胡、中胡等多种拉弦乐器，在许多重要作品中担任领奏和独奏。张佳伟就完全依靠自己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同类乐器的共通性，认真摸索，用心感受，最后终于生动地完成这段演奏，让作曲家张千一极满意。
寻找最佳声音
沈次农
人生常有意外，职业与专业也有意外。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及艺术总监、指挥家王甫建的专业就曾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意外。
当年王甫建刚考进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是作曲系学生。一年后学院开设指挥系，他在同学的簇拥下去考试，结果又成了指挥系的学生；指挥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不料恰逢学院要成立民族管弦乐团，让他这个指挥系教师出面组建。于是又一次的华丽转身，他成了民族管弦乐团的指挥。
当受了4年正规西洋管弦乐教育的王甫建第一次面对学生民族乐队时，他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乐队。民乐系学生没有乐队经验，甚至连乐队应具备的编制也不齐……
但王甫建随即被这种极具个性的声音深深吸引：“西洋交响乐是西方音乐艺术的精华，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达到其现有的水准。而民族音乐则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经过认真的传承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优秀音乐体系”。于是他开始到民乐系课堂旁听，到戏曲学校听各流派唱腔，到乐器厂了解乐器制作过程和发声原理等。带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沉浸在对民族音乐的钻研和迅速熟悉中。
成绩很快就在努力中开始显现，1984年开始，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开始发展成具有专业规模的新型民族乐队。但他明白乐团的发展不能仅靠传承，必须通过新的创作和改革不断推进。
为了呈现新声音，就必须要有新作品。王甫建开始逐个鼓动自己当年作曲班的同学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钢、陈怡介入民乐创作。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新一代作曲人才的领军人物。当时王甫建就认为，如果这些人能投身民乐创作，那么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艺术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在他的鼓动下，一批优秀的作品面世。
随着新作品的到来，王甫建却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原来那年代不仅是个恢复传统的年代，更是一个创新活跃的年代。新作品中不仅有传统技法，更有人开始用现代技法写作。对这样的现代作品，乐队不熟悉，指挥当然也不熟悉。而指挥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必须先于乐队吃透作品技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要求，并对每一个声部提出自己的要求。王甫建回想当初的困难，感慨颇多：“现代作品节拍复杂，各种调性转换很快，有些还是无调性的，其中还会有大量的复合拍子，这让传统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非常不习惯，完全找不到感觉。”王甫建在排练时一段一段地对乐队进行指导，很快让乐团适应他的指挥思想、风格和要求。1985年王甫建指挥学院民族乐团在北京推出民族音乐现代作品音乐会，首开民族乐队演奏现代作品之先河。
刚推出音乐会时，渴望接受各种艺术新思潮的观众挤满了演奏厅。但结束后各种意见也接踵而至。王甫建很坦然：“演奏这些曲目，作用就是实验、探索，这是一种积累的过程。音乐家通过新创作努力寻找声音的最佳表现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心，王甫建在指挥台上的时间越长，指挥路子也越宽。人们说他的乐器是指挥棒，其实是他的一双有智慧的手。这双手在控制乐队同时，把我们民族的音乐艺术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从无到有试箜篌
吴同
上海民族乐团庞大的管弦乐队中，有一架类似竖琴的乐器，是箜篌。每当乐团有大型演出，由金振瑶演奏的这架箜篌音色柔美清澈，清越空灵，表现力很强，总能为乐曲增添独特的烘托作用。箜篌虽然不是竖琴，却与竖琴同宗。原来西方管弦乐队用的竖琴源自2500年前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到欧洲便是竖琴；向东流经印度传到我国（汉代）便是箜篌，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那时起，箜篌在我国广泛流传，到唐代已相当普及，李贺的名诗《李凭箜篌引》就是听了箜篌之后写的感受。可惜自14世纪起，箜篌逐渐失传。人们只能在以前的壁画和浮雕上看到一些图样。五四运动后，上海出现以弘扬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大同乐会。大同乐会除了挖掘民族音乐作品，还致力于传统乐器的继承和改良，对一百多种乐器进行改良研制，其中就有一架凤首小箜篌。上海遭日寇入侵沦陷，大同乐会迁移重庆，仅有的一架凤首小箜篌又不知去向。
改革开放后，国内民乐界抓住时代机遇，在频繁演出的同时，纷纷整理故旧。上海民族乐团老团长董立基认为要提高民族管弦乐队的表现力，应该发挥箜篌的作用。此时民乐界多位有识之士也在考虑恢复对箜篌的研制。于是多方一拍即合，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支持下，团长让古筝演奏员金振瑶到乐器厂与民族音乐理论家凌律、低音提琴演奏员何建秋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杨文泉师傅一起参与对箜篌的设计制作。
为什么要让古筝演奏员去研制箜篌呢？原来箜篌与古筝都属弹拨类乐器，经验丰富的古筝演奏员参与到箜篌的研制中，对箜篌的习性效果会有很大帮助。研制效率也会提高许多。由于当时除了北京中国乐器博物馆里珍藏着两架明清时代制作的古董小箜篌，社会上已没有实物。乐器不比其他物件，依样画葫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能发出理想的声音状态。这是研制一件新乐器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为了能让埋没数百年而又如此优秀的民族乐器一朝重现瑰丽形象，金振瑶在乐团正常排练演出之余，投身到这个重大工程之中。仅凭大同乐社留下的凤首小箜篌珍贵照片，金振瑶和研究人员不断试验，不断改进，仅仅为了制作弦的材料，就分别采用钢丝、蚕丝、尼龙混合等多种材料。一架箜篌上的十几根弦，还需一根一根地试奏，不断给出反馈，提出建议。一晃四、五年，一架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的凤首箜篌终于华美亮相。其间所费心思，真是一言难尽。
新箜篌成型后，金振瑶发现音准问题没能彻底解决，每次演出前都要调音。她想到竖琴历史悠久，其共鸣箱的构造合理，演奏技法又与箜篌如出一辙，便设想是否能借鉴竖琴的共鸣箱构造方式呢？之后，经指挥家曹鹏等众多音乐家的意见反馈和不断试验，一架全转调凤首箜篌终于在1981年取得成功，还荣获文化部科技成果奖。
《心香》考二胡
沈次农
《心香》是作曲家赵季平根据他为同名电影配乐改编而成的二胡协奏曲。“心香”二字，原表示衷心虔诚，如焚香敬佛一般。电影《心香》刻画了初始尴尬冷淡的祖孙最后产生依依不舍的亲情，感人至深。协奏曲《心香》不仅仅止步于电影故事的情感，更在于强调重重困难之后升腾而起的希望。
上海民族乐团自启动演出季模式以来，与著名作曲家合作的“经典演绎”系列便是一个重要内容。“赵季平作品音乐会”是其中之一。在定曲目时，这首单乐章协奏曲《心香》成为关注重点，其中的二胡独奏便落到了乐团优秀二胡演奏家段皑皑身上。
虽然获得大家的信任，段皑皑却感到压力不小。这是她首次演奏的作品，演出前没机会与赵季平沟通，也没有现成音响资料。面对乐谱，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于是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电影，与此同时仔细研读乐谱，并投入到刻苦的练习中，用自己的情感与想象，揣摩这首乐曲。
那年元月，二胡协奏曲《心香》要登台了。演出前的走台，赵季平按时来到剧场。虽然《心香》被安排在下半场，走台开始时她已注意到观众席中的赵季平，他就是大考官啊。段皑皑竟有了略微的紧张感：自己的演奏能否让他满意呢？
谁知事不凑巧，还没轮到段皑皑上台，赵季平临时有事先离场了。段皑皑虽然松了口气，但还是觉得遗憾，如果赵老师听了能对她的演奏给点提醒，那么晚上的正式演出可以更有把握了。现在却连最后的请教机会也没了。晚上《心香》正式演出开始。古琴在乐队的衬托下，深沉苍凉，让段皑皑的心一下子凝固。二胡缓缓奏出了开头两个音，像一声凝重的叹息！为何如此叹息，为何这般无奈、苦痛？影片里的故事似乎附在段皑皑的二胡上，感情的波动在上面穿梭、交织，直到紧紧缠绕。
演出完毕刚进后台，同事在外急速敲门：“快！赵老师要见你！”段皑皑匆匆换好衣服，三步并两步地走出化妆间来到赵老师赵季平跟前，谁想赵老师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我想表达的叹息你都做到了。”段皑皑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此后，凡有《心香》协奏曲的演出机会，赵季平总会第一个想到上海民族乐团的二胡首席段皑皑。
段皑皑庆幸自己的事业顺风顺水，在音乐学院一路有王永德教授的悉心指导，毕业后又有幸与自己从小的偶像——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共事。在上海民族乐团，闵老师对事业的挚爱、对后辈的关怀，对专业和演出的高标准严要求，始终是她心目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楷模。乐团今年5月的一场《静听》音乐会尤其让她难忘——那天她和闵老师第一次双双上台同演一个作品，尽管只是一曲短小的《打猪草》，段皑皑却倍觉荣幸——第一次与闵老师同台，又恰逢乐团建团60周年，作为乐团二胡首席，她把这2012年看做是自己艺术事业上的纪念性里程。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