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全世界最有名，或者最有特色的音乐节，也被老外的音乐节模式与规模所吸引。我在英国著名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享受了音乐节所能带给人的所有爽快，夜宿帐篷、各种大牌艺人的精彩表演、啤酒与美餐、意料不到的相关活动、大片草地和阳光……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除了欣赏保罗·麦卡特尼、莫里西、PJ 哈维、Muse、绿洲乐队、苏珊娜·维格、化学兄弟等几十位大牌的演唱会之外，音乐节营造的环境令人大呼过瘾。
相比而言，目前大多数的中国音乐节还仅仅停留在室外音乐会的档次上，无论是音乐节的组织者，还是当地政府，都没有意识到：音乐节不是光靠搭个台、拉几个乐队就了事的。
在2002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感受最深的是有十个舞台同时演出，你可以根据个人喜爱来挑选。而穿梭于期间，你会发现很多奇观。比如我在去某个演出场地的半路，发现了一个印度人专门演奏西塔琴的敞篷，里面还提供印度圣餐。再走出几步，是一个音乐论坛，一群人正在讨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一部份地继承了伍德斯托克精神，那年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很多歌迷在泥泞的草地上打滚，和大自然撒着野。
中国音乐节如今最火的，还是以摇滚为主。现场力量决定了乐队受欢迎的程度，谁愿意在现场看一场卡拉OK大集合的同一首歌？也正是因为音乐节的越来越火，很多以前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乐队一下子成了大牌，如“痛仰”。
分析一下，一年那么多的音乐节里面，真正能赚钱的为数不多，一般来说，都是地方政府或者商业单位投资的项目，出于促进旅游考虑，无所谓亏盈，影响力拉动人气最重要。而这样的音乐节做不长，一旦旅游上去了，或者房地产卖光了，短期行为就结束了。
真正的音乐节，树立的是它本身的品牌效应，这方面最被人看好的是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以及本地的上海爵士周和上海世界音乐周。迷笛音乐节已经坚持了十年，从一个以音乐学校为班底的音乐节，扩大到全国各地举办。今年五一，“迷笛”在上海世纪公园举办，第二天，光门票就卖了2万张，年轻人去那里，与其说是看摇滚现场，还不如说是尝一尝音乐节休闲的滋味。
这可能是流行音乐动人的地方，在室外的大环境，其他任何艺术样式，都没有音乐与美酒和阳光结合得那么紧。和10年相比，如今音乐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驱动，理想主义的色彩减弱了，人们更愿意在自然的状态中找到自己。一旦，付诸于音乐节上的过多的意义消散了，我们反而更容易接近音乐本身，包括享受彼此的共鸣。
其实，音乐节成功与否，除了硬件设备的条件之外，还取决于策划概念。如今年沈黎晖策划的周庄诗歌民谣节，就很有江南水乡的特点，诗意浓浓，民谣与风起舞，他找来了北京为首的一批诗人现场朗诵，和音乐遥相呼应。只可惜，如今诗歌本身的某些功能早被歌词取代。再有我6月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的策划的“民谣在路上”，沿袭了“13月唱片”最近几年所做的努力，将民谣这一时髦的音乐样式展示到极限。也算是近年民谣音乐的一次大检阅。
如今一些当年地下音乐或者边缘音乐，被更多人所了解，是和时尚杂志和网站的炒作有关，文化成了一道餐，这道餐的流行人物，包括左小祖咒、周云蓬等等，客观上解决了一些小型音乐节的卖点。
参加、策划了那么多音乐节，令我最困惑的是偏主流流行的音乐节相对较少，以前在北京朝阳公园有个节拍音乐节，就做得很成功。据说，今年在上海金山就有一个相对潮流的音乐节，这都是好的势头。蔡健雅、张震岳有他们的魅力，我们不应该偏爱更摇滚的东西，而忽视乐坛的另一股音乐力量。
国内音乐节有几个缺陷不得不提，首先，短期作业的局限，我们经常看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往往是某种利益的驱动而带来的投资。相比，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还有世界三大爵士音乐节之一——蒙特勒爵士音乐节，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主要归功于主办者都是个富翁乐迷。他们不害怕亏钱，只求每年和心仪的明星在他们的别墅共进晚餐。
另一方面，国外很多城市的音乐节，是和城市形象宣传有关。尤其顶尖的一流城市都有叫得出口的音乐节。
也许，是和我们的摇滚乐发展的不平衡有关，我们每年各种音乐节上看到的都是一些老面孔，也就是可供挑选的乐队太少。这使音乐检阅的一面大打了折扣。还有，我们永远停留在做一个大型音乐会的观念，音乐节狂欢的一面被抑制了。
希望中国音乐节在成功向时尚转型的同时，保留更多的音乐感染力。毕竟我们热爱音乐，是因为我们依然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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