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场音乐节不过十年。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校园举办了第一场音乐节，这是中国音乐节热潮的序幕。早期的音乐节付出过“赔本赚吆喝”的代价，曾经显得孤单冷清，如今音乐节蜂拥而来，其场面固然喧嚣热闹，却令人担心泡沫效应——缺乏新鲜惊喜的乐队阵容显示了创新的后续乏力；大规模的复制移植不仅耗费音乐人精力，也过度消费了大众热情；而在管制中戴着镣铐起舞，更是派生诸种不便与尴尬。
这灿烂耀目的音乐节，这狂欢不止的音乐节，为了让它的生命力持久，这次，我们将以担忧与痛心、棒喝与反思的形式，表达对它的呵护与期待。
●音乐节与乐迷——密集轰炸将耗尽热情
热情从来不是无限配额，即便对于格外狂热的乐迷而言。高度集中的狂轰滥炸，除了快速消耗现有乐迷的热情，对于培育新的受众群体也益处甚微。作为多次音乐节的参加者，目睹音乐节上的种种怪诞现象，我除了大惑不解，也已逐渐失去对于音乐节的兴趣与热情。
困惑1：挑战乐迷耳朵的舞台
一旦音乐节井喷的泡沫幻灭，狂欢之后的萧瑟便是必然。目前的状况是：即便堪称国内屈指可数的成熟音乐节，同样面临着缺乏创新的局面：舞台设置大都是摇滚主舞台、民谣舞台、电子舞台和创意市集，因为场地限制而导致舞台设计不合理，乐迷们左耳朵听着重型右耳朵挤进民谣的局面难以改善。更有甚者，基本的硬件设施达不到要求，乐队的演出效果被大大弱化，糟糕的音响设备、不够专业的调音人员共同“强奸”乐迷的耳朵，此种音乐节无须“盖棺”已有“定论”。
困惑2：不能承受的交通之重
越来越多的音乐节被搬到了城市周边的远郊地区，多数以政府吸引旅游资源为背景，又或者为地产商的销售搭建平台。这些以亲近自然的名义进行的一次次狂欢，在喧腾至深夜之后，交通问题便备受挑战。尤其对于无车族的夜间返程问题，10点过后自然无法指望远郊的公共交通，单纯指望主办方的运载能力又不足以打消乐迷的不安，致使一些人因此打消前往音乐节的念头。音乐节只好无奈地流失了宝贵的受众群体。
困惑3：戴着镣铐的宣泄
这是一个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实：尽管音乐节标榜自由与宣泄，然而，在重重管制压力之下，这一口号并不能够完全落实，形式大于内容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扭转。在市区之内举办户外音乐节，由于涉嫌“扰民”，故而问题丛生。今年端午节期间的“KAMA爱·音乐节”，黄耀明的压轴演出在众人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便被强行提前结束，导致众多专程赶来的歌迷愤怒不已。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有某些音乐节的安保之严格，不仅禁止歌迷跳水、POGO，甚至不允许站立观看— 原本是解放天性、尽情释放的聚会，却被迫如同观赏交响乐一般正襟危坐。你最想听的某一首歌可能会因为所谓的敏感而在报批的过程中枪毙，你想扛上一面自由的大旗绕场奔跑，或者兴致冲冲地冲上舞台？更要当心可能会被冒出来的监管人员一把按住。抱着自由宣泄的目的而来，却遭遇严格管制，其结果自然是扫兴而归，热情冷却。
困惑4：诚意不足的演出水准
国内乐队赶场演出频繁，重复度极高的阵容名单已经很难让乐迷们提起兴趣，于是港台音乐人和欧美乐队纷至沓来，音乐节看似以此获得了一针强心剂。尽管大驾光临的欧美乐队以退居二三线的过气艺人为主，但是对于中国乐迷来说毕竟也是一次了却夙愿的机会。然而不时会有国外乐队耍大牌儿、不尊重国内音乐人等让人失望的消息传出，正经不打折扣的演出少之又少，例如Suede主唱Brett Anderson第三次前来献唱，若干乐迷在风中等待他压轴出场，未料他竟是一首老歌未唱，众人难免抱憾而归！国内乐队表演名单审美疲劳，欧美乐队们不够给力，原本最吸引音乐节核心受众人群的理由便大打折扣。
困惑5：匪夷所思的阵容炒作
想要在众多音乐节当中一枝独“秀”，宣传手段就成了重要环节，但越来越向娱乐圈糟粕看齐的形式却惹人质疑。邀请曾轶可、杨臣刚等话题性人物本也无可厚非，而前期宣传极尽渲染、炒作之能事，难免与音乐节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难免引起乐迷嫌恶，网络上乐迷对此的调侃随处可见。对于主办方来说，这是一个吸引更多人气的绝佳方法，但是挑战音乐节核心受众的耳朵和审美，对于未来而言绝对是一场冒险的旅程。在更多城市的音乐节，压轴演出少不了流行乐坛的人气歌手，仿佛一定要上演“万人大合唱”才是成功之举，让整个音乐节更像是在“同一首歌”里勉强插进几个“怪咔”的演出。大众眼中的“全明星”阵容演上整整两天，绝非任何一个主办方能够负担得起的，频繁选择用口水音乐来考验死忠乐迷的包容的同时，无疑也是在过度消费他们的热情。
●音乐节各方的畅所欲言
独立音乐人的日子现在好过多了，演出邀约不断，再也不用像以前需要走街串巷求爷爷告奶奶去驻场。音乐节的暴增，为曾经“穷摇”的独立乐队提供了一份相对可观而稳定的收入，而许多音乐人的演出费也在今年水涨船高。这无疑是件好事，终于破除了“摇滚穷三代”的尴尬。然而，音乐人演出增多的另一面则是疲于赶场。“在路上”固然是独立音乐人时常歌颂的理想，但奔波劳碌对于音乐人的创作状态是否产生影响？南都娱乐采访到了乐队、独立音乐厂牌以及音乐节主办机构的各方代表，请他们各自畅所欲言。
特别鸣谢（排名不分先后）：星月（热波音乐节宣传总监）、单蔚（迷笛演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Billy及徐凯鹏（独立厂牌荔夫娱乐主要负责人，旗下拥有万能青年旅店、脑浊、后海大鲨鱼、木玛等众多受到音乐节以及年轻乐迷追捧的乐队）、卢中强（音乐厂牌十三月总经理，推出过万晓利，现旗下艺人马条、钟立风、川子等）、郭小寒（资深音乐记者，独立音乐联盟河联盟经纪，旗下艺人周云蓬、张玮玮等）以及独立音乐人周云蓬、痛仰乐队主唱高虎、Carsick Cars主唱张守望等。
关于收入：“穷摇”脱贫，两万是音乐节乐队演出底价
在采访中，所有人都不回避“涨价”这个现实，从市场看，音乐节的井喷确实大幅度抬高了音乐人的演出价格。音乐节众多造成市场扩大，然而所有音乐节主办方都头疼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可邀请艺人并不充足。十三月的卢中强曾分析过，有户外大舞台表演能力的、有票房号召的乐队，中国不超过40支，但仅2010 年达到规模的户外音乐节就超过40个，而且都集中在五月到十月这段时间，乐队演出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有消息称，在去年迅速蹿红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对外公开的演出价格已经提到了8万元一场，而各大音乐节常客痛仰乐队则早已超过十万。
热波的星月明确表示，在两年前报价两三万的乐队，现在都差不多报价八九万了，涨到四五倍的也有。荔夫娱乐的经纪人徐凯鹏也并不避讳，上述所说的乐队价格其实有一定弹性，像脑浊和万能青年旅店今年演出各自约20个音乐节，但由于各种原因如熟人关系等，真正拿到期待价格的音乐节不到50%。但显而易见，前几年一直令卢中强愤愤不平的价格歧视现象—音乐节给内地乐队的演出费常常几千块钱就打发，而给同台的港台艺人却是几十万的“天价”—已经有所改善，尽管今年安徽某音乐节花了65万请陈冠希，徐凯鹏对此也没有抱怨，“这是歌迷基数和消费能力决定的”。卢中强也看到差距越来越小了，他透露，大部分参演乐队相比较去年涨了50%，相比较2008年则基本上都实现了翻番，“两万已经是音乐节乐队演出的底价了”。迷笛的单蔚也直言，“涨幅是要超过通货膨胀的”。
荔夫娱乐公关经理Billy则觉得，乐队的 “涨价”基本上是“值这个钱”，所有的乐队包括万能青年旅店的演出价格都是根据乐队状态和观众反应提前一年公司内部计划的，并没有临时坐地起价。经纪人郭小寒也赞同这种说法，音乐人作为艺术生产者过去的收入跟投入其实并没成为正比，也不能像欧美音乐人那样一首歌通过版权保护就能衣食无忧一辈子，现在只是能够有一份应得的收入，所谓的“涨价”只是行业走向良性化和正规化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在摇滚乐队中被认为演出费相当高的痛仰乐队，高虎也表示只是能维持生活，并不是过上了“摇滚明星”的生活。
关于受众：音乐节推广音乐的作用被过度放大
不能否认，音乐节使独立音乐更加普及，使得乐队获得更多乐迷，褪除了摇滚乐在大众中的妖魔化形象及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很多乐队都是在音乐节一战成名，相信很多人对2003年Joyside在迷笛音乐节的演出仍然津津乐道。
Billy认为，音乐节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音乐人完全靠音乐去吸引人。去年摩登天空音乐节，赌鬼乐队上台演出，之前他们并没有太高的知名度，但那天他们的状态奇佳，台下反响热烈，成为那个舞台唯一被要求返场的乐队。之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摩登天空唱片的合约。星月所在机构主办的热波音乐节就经常会邀请独立乐队和主流明星同台，她相信很多音乐人也深知音乐节的平台作用，“现场去等谭维维和汪峰的人说不定听到万能青年旅店和CARSICK CARS 也就喜欢上他们了”。而张守望的切身感受则是：每次演完音乐节，都明显觉得有更多的人关注CARSICK CARS的微博或者豆瓣音乐人。
然而对于非乐迷的群体，徐凯鹏则并不乐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良性的音乐节应该是80%会消费音乐的观众，但现在太多“像庙会或者赶集一样”的音乐节，不少人通过音乐节接触了独立音乐，但至今仍是虽具备消费能力却消费意愿不明确，而像张北那样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村民的音乐节，则完全不是他们乐队真正的消费群。“我们在做摇滚乐推广的时候实际是放弃这些人的，”郭小寒也认为现在的音乐行业夸大了音乐节的作用，“每个艺人都是自媒体，有微博、豆瓣小站，也有自己的营销和经纪团队，这是在传统唱片产业瓦解情况下的新形式，音乐节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关于心态：音乐人增加了信心，也增加了浮躁
大多人都和周云蓬持有相同的观点：“音乐节演出对乐队来说当然是利多弊少，露天场地特别锻炼舞台感，跟在剧场里完全不同，欧美很多音乐人一年演几百场，我们摇滚乐队演出机会也还是少。大家演出多了分点钱，对做音乐也增加不少信心。”
站立于宽敞的舞台，舞台下有数千乐迷同场欢呼、尖叫、摇摆，这是信心的增加，却也无疑令人眩晕，也极易令人膨胀。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与音乐节的井喷相反，许多音乐人的创作在近两年却处于蛰伏期。很难说这与疲于奔波音乐节有必然联系，比如，痛仰这两年几乎成为参加音乐节演出最多的乐队，主唱高虎却不觉得有任何影响，“因为音乐节是有集中期的，在音乐节淡季的时候就能集中创作，生活旅游”。但周云蓬却认为参加音乐节对创作状态的影响无法忽视，“参加音乐节都很热闹，参加一天，则需要四五天来修复这种热闹造成的浮躁，我自己也在想明年减少一些，只参加那种对自己音乐有促进作用的音乐节。”
周云蓬认为最可怕的是有时候为了商业，钱给多了，但是摇滚乐队的风骨就削弱了。徐凯鹏也不无担心地表示，他们发掘优秀乐队最多的时候反而是乐队收入最低的时候，反而这两年音乐节盛行而乐队整体质量似乎是下降的。单蔚与众多国外乐队有过接触，他对此的认识是：中国摇滚乐职业化程度还在发展过程中，乐队演出多、频繁赶场并不是降低演出质量或者膨胀的借口，国外乐队每天都在演，同时演出同时创作，还要接受采访、处理很多事务，乐队成员还身兼数职，但是演出技术水平和认真态度都非常令人敬佩，值得中国乐队学习。
音乐节一哄而上，许多细节难免出现不靠谱的情况，这也让很多内心敏感的音乐人受到伤害。几乎每个音乐人都吃过拿不到演出费的亏，而张守望觉得最令他崩溃的是现场音响不够专业，演出效果太差，歌手张玮玮则因为一个不够专业的调音师导致一场失败的演出而彻夜难眠。Billy也在考虑要适当缩减一些音乐节演出，他认为音乐节市场是虚假繁荣，音乐节主办方门槛越来越低，涉及利益方过多，很多事情无法控制，很多主办方并不考虑乐队是否搭配合适、某个时间段让某个乐队演出是否恰当，“很多人都说音乐节让非摇滚乐受众看到了摇滚乐，大意义上似乎是个好事，但中国大众对这种音乐的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通过主办方的安排把一些完全不会对摇滚乐产生兴趣的人拢到现场充人气，不负责的情况一再发生对乐队是很伤害的。”
卢中强则从资本角度考虑，认为现在的乐队都是从地下“爹不疼娘不爱”的情况下含辛茹苦挣扎而出，跟现在音乐节市场化、有资本进入的跃进式的发展是脱节的，很多乐队并不适应这种状态，所以后继乏力。反过来说，音乐节仅仅是音乐产业链中的一环，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东西，现在夸大音乐节的价值，音乐节过于冒进，再繁荣也是脱离了音乐业独立发展，也是制约音乐人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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