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
热爱黄耀明的人们说不清他们是更爱他的歌声，还是他的美丽。是的，美丽——在张国荣之后，黄耀明是全香港歌手中唯一担当得起这两个字的男人。
1996年，黄耀明发表了一张叫《五饼二鱼》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小王子》，词是他的朋友黄伟文写的，灵感来自圣埃克苏佩里那本着名的同名童话——关于小王子、狐狸和玫瑰花之间学习爱的故事。这本书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圣经。
“戴琉璃冠冕/衬毛毛披肩/到浮华世面兜一个圈/巡视半天/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喜爱成为焦点/一旦停电/还是会闪”，黄伟文奇异笔触写下的歌词，经由黄耀明的绮丽声线一演绎，令这首歌散发出了天真而奥妙的味道——有一个小王子，他可以永远美丽，永远受到宠爱。
“小王子”是黄耀明的形象之一。当然首先因为他是一个靓仔，单看面孔五官，甚至有点“乖乖牌”的意味。他的朋友、香港词人周耀辉告诉记者，以他的靓已经很吃香，何况他还那么“温柔、谦逊、知分寸、懂礼貌”。这样一个人，人们当然愿意宠爱他，照顾他，当他是个孩子。而黄耀明也不负众望般地不长大更不老去。讲话的时候他认真看着你，眼神清亮如初，突然跳出来的笑容则简单如少年。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生于六十年代初的人。
然而一旦上了舞台，黄耀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舞步狂野，形象妖娆，不惮以手铐、紧身制服、猪耳朵乃至电力马达臀等各种形象登场，让保守的大众受到了惊吓。若非要与张国荣比美——后者凄艳，黄耀明则偏华丽。有一次，他与彭羚合唱《漩涡》，一首描写情欲深渊的歌，一袭桃红色西装施施然出场，捏着一枝玫瑰，欲歌又止，眼神魅惑——所谓勾魂夺魄，明艳照人，说的就是这一刻。全场尖叫，连彭羚都被电到手足无措，方知道一个男人美起来，是要让女人也黯然的。
黄耀明不认为他是在有意挑战社会大众的审美习俗，世界太闷，他只是想搞搞新意思。若说挑战也是很久前的事情了——二十五年前，他和刘以达刚组成达明一派，请了张叔平来给他们做造型。张叔平盯着黄耀明精致的脸，建议他留长发，不是脏兮兮的“摇滚头”，而是真正干净轻逸的长发飘飘。198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达明一派II》的封面，便出现了黄耀明秀发遮眼、星眸闪烁的形象。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保守得很，和刘以达走在街上，会听到有妈妈训儿子“喏，就是那两个怪人，别学他们”，侄子则对着电视里的他大叫：“叔叔好妖，叔叔变成女人了！”
要到二十年后，才会有一个高瘦、短发、眉目凌厉并从不为男性拗出大波造型的女孩在内地出现，并激起人们对中性美的激烈探讨。黄耀明却早在1980年代初便完成了对这种审美的认同和引领。早在少年时，他便喜爱电子乐胜过摇滚，前者清冷，后者喧嚣，他偏爱冷的那一款，“令人想到天堂之上的地方”。后来电子乐里一个叫“新浪漫”（New Romantic）的乐派兴起，氛围迷幻，更特别的是讲究造型，“男女都好看，化很浓的妆，穿着各种华丽的奇装异服走出来，一扫摇滚乐队一头乱发一身皮衣的boring形象。”黄耀明钟爱的德国乐队Kraftwerk里的男人们，艳红衬衫、黑色领结，好像集体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办公室穿越而来，另一名英国歌手Boy George则留长发，画着浓重的黑眼线，看上去分明就是一个叛逆少女，却偏要强调自己是“乔治男孩”。中性的时代来了！这个世界开始允许男孩像女孩、女孩像男孩，男孩不一定要阳刚，女孩也不一定要妩媚。“你可以不男不女，也可以又男由女，我觉得这有趣极了。”黄耀明说。他从不否认日后组达明一派，从造型到音乐，“新浪漫”都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达与明
几年前，汤唯接拍岸西的电影《月满轩尼诗》，片中她饰演的从内地来香港的女孩纠结于两段感情，每日步履匆匆于湾仔街头。汤唯摸不准女孩到底是什么性格，便写电邮给导演岸西：这个女孩喜欢听谁的歌？
岸西答：黄耀明。汤唯心领神会。
喜欢黄耀明的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一个人潮中插着耳机听《春光乍泄》（黄耀明演唱）的人和听《下一站天后》（twins演唱）的人有什么不同？前者，大概会多一些思忖，更喜欢停下来对生命想一想。
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多数，黄耀明的歌也一向被贴上小众的标签。然而时光倒流廿年，当年的达明一派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红乐队、深受大众欢迎。1985年，刘以达在报纸上发了条广告，说自己喜欢英伦电子，想组乐队，要招个主音。黄耀明前去试唱了两首歌，从此有了达明一派。
两张同名EP初试啼声，之后1986年便有了《石头记》的石破天惊。专辑以“离”“弃”开头结尾，概念完整，氛围凄迷。同名曲《石头记》由香港文化名人迈克执笔填词，意象脱自《红楼梦》，古意盎然。198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乐队的天下，除达明一派外，Beyond、草蜢、温拿均大行其道，且均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切入。但达明依然独树一帜。“我们喜欢精致的细腻的东西，对社会有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不用喊叫着提。”黄耀明说。
相比刘以达对音乐部分的专注，黄耀明很在意歌词。《石头记》专辑中他便提出要词人陈少琪写一首“社会不容许的爱”，这便有了暗指同性爱情的《禁色》。一年后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是周耀辉在黄耀明的提议下所作，后者明确表示，他想要一首歌探讨有关艾滋病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末，这是比同性恋更为禁忌的话题。
“我最后写的是，人们对艾滋病的回避的恐怖，大过了疾病本身的恐怖。”这个方向让周耀辉和黄耀明感觉一拍即合。到了下一张专辑《意难平》中，周耀辉更是写下了更深一层探讨性别与情欲话题的《忘记他是她》。如果说最早的《禁色》里的爱人还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忘记他是她》则彻底抛开了性别的束缚——爱情里的双方，是他是她，与性别无关。“写到这里真是豁然开朗了。”
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林夕、黄伟文逐渐加入了黄耀明的制作团队，但后者始终坚称周耀辉是最懂他的那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非常接近，无论关于对世界的看法，关于性别政治，还是关于一出戏、一首歌。”两人相熟之后说起来才得知，很多年前他们都迷恋在新蒲岗的丽宫戏院，看下午场便宜的二轮电影：希区柯克、法斯宾德、让·科克托。当年黑暗中各自孤单落座的少年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再相逢。
1991年达明一派解散，散伙原因至今仍为歌迷猜测。“其实很简单，最后一张专辑《神经》之后我们都觉得不再有太多火花，能超越当下。”黄耀明说。达明一派的存在仅仅6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乐评人颜峻犀利地看出了达明一派中黄耀明是精神，刘以达是肉体：中性化的性感，电子音乐的冷、艳、美，文学和戏剧的高度融合，这个结合，“是时空来回转过来很多次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真的不是谁都可以这么酷。”
之后的二十年，黄耀明和刘以达时有合作，但始终未真正复合。回忆刘以达，黄耀明选择了赞美他的喜剧天赋：“我很喜欢看他演的电影，生活中他是蛮严肃的一个人，但到了银幕上就好笑得不得了。”
●下流
很难客观地评价黄耀明单飞之后的音乐成绩——对于1980年代长大的人而言，达明一派的经典毫无疑问无法超越。黄耀明单飞后的音乐则更绮丽撩人、更个人化，却也愈来愈被贴上小众的标签。黄耀明自视是个温柔的人，不会激烈的反抗什么，但温柔下面是不为所动。1996年，他成立了独立音乐厂牌人山人海，聚集了一群特立独行的音乐人——蔡德才、于逸尧、郭启华，包括后来的AT17等。整个音乐工业的大环境是越来越差，唱片是越来越难卖，独立厂牌人山人海居然能保持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在香港做音乐不容易，需要用一点幽默感来打发。”
五年前，黄耀明开始频繁地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有时是演出，有时是认识了新朋友。他为艾未未的纪录片做过配乐，和左小诅咒惺惺相惜，他听万晓利，最喜欢写《中国孩子》的周云蓬——这首沉郁悲怆的歌与他的风格如此迥异，却毫不阻挡他希望与周云蓬合作的决心。但让香港和内地变得零距离的是微博——内地的急速发展让黄耀明吃惊：一面是奔流不息，一面是光怪陆离。
两三年前他开始着手做新专辑。前一张《King Of The Road》，是难得民谣风的尝试，青春的念想和中年危机的焦灼包含其中。新专辑则将回归电子——没有什么比这种他最醉心的形式更适合描述当下激情变迁、飞快运转着的急速都市化的中国。有一首歌叫《红眼症》，十年前他写给丁菲飞，如今他拿回来唱却觉得无比精准：“十年前，内地人民眼红香港，现在是香港人民眼红内地。竞争和红眼症从未停歇。”
但直到《下流》这首歌写出来，才算给整个新专辑定了调。最初他告诉周耀辉，想要一首讲上流社会的歌，最终周耀辉交出的却是《下流》。这首词让黄耀明惊喜不已。“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周耀辉告诉记者：“《下流》表面讲下流社会，是底层的意思。它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价值观：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往上奋斗、成为上流？有没有允许我们往顺流而下、自在为人的自由？”
周耀辉还记得他和黄耀明第一次一起去内地。那是1985年，他们和一群人一同去黄山。在寒冷的山顶，黄耀明拿出还没有发行的达明一派最初的小样给大家听。在那时的香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音乐。两年后他毛遂自荐给黄耀明写歌，从《爱在瘟疫蔓延时》到今天的《下流》，调子似乎从未高阔昂扬，那不是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
什么是黄耀明的态度？今年光棍节（11月11日），继台北演出后，黄耀明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将从广州星海音乐厅开唱，继而上海、北京。演唱会的名字意味深长：“上流社（交舞）会”，而他要在其中唱的包括新歌《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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