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和30日，崔健将踏上2011西湖国际音乐节的舞台，重新唱响《一无所有》。他说，25年前写这首歌的故事，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就算想起来，我也不会说。有意思吗？”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对“有意思吗”这个反问句的使用频率很高。它是崔健的关键词。这个问号，实则是崔健表达愤怒的“改良产品”，只是附在一套委婉的盔甲里面：“我的愤怒，从来不是一个娱乐话题，也不值得卖弄。”
崔健显然也意识到，时代对自己的定义，有一种无法控制的荒腔走板。大家盯着的是一个时代的代表符号，一个永不服输的斗士，而忘记他首先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在采访中，“少谈点愤怒”，是崔健始终绷紧的那根弦。从1986年到1999年，再从1999年到现在，崔健从来没有远离过舞台。这个在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上交替前行的中年人，沿途被戴上一顶顶帽子：教父、斗士、膨胀者、活动家……这些帽子让他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也送给他一种深刻的孤儿气质。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现场演出，可以立马转身走人。”对于来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最后崔健送出这么一句“忠告”。哪怕在商业面前，他的姿势始终强硬，并显现出不可摧毁的意志力。
●挑晚上在西湖边走走，不会被认出
记者（以下简称“记”）：杭州来得多么？这座城市给你的印象如何？
崔健（以下简称“崔”）：前几天还路过一趟，感觉这是一座线条很细腻的城市。不过上次我去杭州演出，跟主办方起了点小摩擦，觉得杭州人还是挺“厉害”的。
记：听说你没事就会去西湖边走走？
崔：是的，不过一般都是晚上去，这样不会被人认出来。
记：这次来杭州开唱，《一无所有》吊足了所有“老摇滚“的胃口。25年前写这首歌时，有没有特别的故事？
崔：说这个有意思吗？就算想起来我也不会说的，何况现在我想不起来。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明天做什么。
记：跟25年前相比，两个版本的《一无所有》会有什么不同？
崔：我不知道，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少不会像我之前跟交响乐团合作那么“离谱”（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过“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
●中国音乐节太少，应该继续加码
记：这一两年，各地音乐节都在井喷，你觉得靠谱么？
崔：其实也正常，说白了就是政府行为的转变。以前弄大型电视晚会，现在向音乐节这样的民间大型活动转变。我还是这个观点，音乐节的活跃，各地政府的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
记：但也有人说，中国的音乐节掺杂了太多“虚火”。中国对音乐节的需求量，真的已经有这么大？
崔：事实上，中国目前的音乐节，绝大多数是无法按市场规律操作的，离开了政府支持就玩完。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对摇滚还是很陌生。你看每次音乐节，底下有几个年轻人是真正理解摇滚的？
记：你会有一种隔离感？
崔：也不是。我的建议是，想让摇滚音乐节真正繁荣，应该把真正代表大众文化的观众拉进来，而不是整天让摇滚老炮来看演出。小圈子的狂热，始终改变不了本质的东西。
记：但音乐节的大热，确实养活了一大批音乐人，你认同么？
崔：这是肯定的，但从我们国家的人口、幅员来匡算，音乐节还是太少，应该继续加码。你看，整个欧洲，每年有400个音乐节，中国呢？有50个已经不错了。但你去杭州看看，有多少个音乐酒吧、卡拉OK，就知道老百姓对音乐的需求量有多大了。
●讨厌卖弄愤怒，但仍会不顾一切去愤怒
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留给他们更多的印象是“愤怒”，这是一种偏见吗？这些年来你是否还保持着这种“愤怒”？
崔：每个阶段的愤怒都是不同的，新时代有新的愤怒，也有新的欢乐。对我来说，我很讨厌卖弄愤怒，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娱乐话题。
记：所以你一直在有意控制？
崔：没有，只是跟以前不同，我不会再持续表达愤怒。但某些特定时候，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愤怒。
记：你是否尝试着改变，让更多年轻人接受你的音乐？
崔：这样问有意思么？说白了，这几十年音乐上的变化，肯定不会像经济上那么大，只是随着话题、表达内容而有所变迁。所谓的“新音乐”，无非是炒作上的说法。你看现在那些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只是“新的人”而已，其实在音乐形式上还是老的。
记：这些年，演出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年轻人的抵触？
崔：没有，音乐是很公平的，他们最多不看。既然你来了，就表示你已经接受我的音乐，没人吃饱了撑着要去现场捣乱。不喜欢，你可以立马转身就走。
●《花房姑娘》很流行，但它是摇滚
记：当年滚石来上海开唱，你是唯一一名受邀同台演出的中国音乐人。但似乎你和流行歌手的合作并不多，是内心一直有排斥感么？
崔：现在，流行音乐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用二等的责任感去做唱片，尽量不痛不痒，也别给审批添什么麻烦，因为这样最省心。很多人是怎么去做音乐的？一边看点击率、下载量，一边写歌，都奔着这些东西去了，音乐能发自内心么？
记：你的意思是，流行不意味着成功？
崔：我当年写的《花房姑娘》也很流行，但我始终认为它是摇滚，而不是流行乐。
记：鲍勃·迪伦在远离舞台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绘画和动物权益保护上；U2的主唱波诺，如今更像一名社会活动家。对自己未来的“出路”，你有计划吗？
崔：你选的例子太有倾向性。像音乐人做到一定知名度，调动社会资源去做一些事并不难。老实说，鲍勃·迪伦和波诺所做的，不用费太多脑筋和精力。我还是希望能多做一些和艺术搭边的事，比如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真唱运动”，这种需要不断推翻自己和别人的事，才最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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