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就知道作曲家苏越出事了。但没想到出的事儿这么大，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作为曾经在他手下打工的一员，我对他这样的人生结局感到十分惋惜，真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已经步入中年，有时候，经常听到熟悉的人犯事进去的消息。这人生说来也挺残酷的，想想进去的那些人，原来多风光啊。这就叫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我认识苏越，是在1993年，当时我还在家里编辑《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属于无业游民。一个朋友说苏越开了一家唱片公司，包装歌手，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那里工作。我当时失业在家，整天琢磨唱片工业是咋回事这样全球性课题。甚至，那段时间我认为在中国，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去思考这样的超现实问题。正好有家唱片公司招人，何不去工作一段，了解一下眼前的音乐行业是咋回事呢。

就这样，我去了当时苏越领导的北京影音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对苏越创作的作品了如指掌，《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这些你们都知道，但你们不知道崔健当年还唱过一首苏越写的《错》。尤其是《血染的风采》，当年我们上街的时候，就唱三首歌——《国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

我在苏越手下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公司包装的歌手有黄格选和谢东。我顺利地完成了对这两个歌手宣传推广工作。在我快离开北京影音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歌手，叫张恒，西安人。把他介绍给了苏越，苏越当时问我：“来面试的人很多，从来没见你把一个人介绍到我这里。”他当时听了一首《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便直接拿出合同与张恒签约。这可能是中国唱片史上最快与歌手签约的故事。

在此其间，我也大致了解到中国的唱片工业是怎么回事，了解完了我得出一个结论——没戏。便离开了北京影音，从此我即使再找不到工作也都没有动过一丝回到这个行业的念头。当时正好北京文化艺术公司（北京影音的上级单位）把《中国百老汇》杂志接过来，我便顺其自然去了《中国百老汇》。当时《中国百老汇》和北京影音还在一起办公，位于北京地安门的一家四合院内。

我离开北京影音，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对西方唱片业了解了很多，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就明白了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不是个生意人，直觉却告诉我，这批中国音乐人是玩不出什么名堂的。他们所做的一切跟唱片工业差的太远了，最基本的商业意识都没有，只能扮演铺路石的角色。1992年才停止讨论姓社姓资问题，1994年中国的唱片哪有什么工业呢？

当时把持中国音乐行业的那批人，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人，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很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观念、音乐触觉、市场意识的局限。有些人强努着往前进，有些人悄无声息被淘汰了。事实上，苏越在当时应该是很幸运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在我最红的时候，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多学点东西。”

那时候能意识到出国充电的人不多，一个是郭峰，一个是苏越。但是你们也看到了，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真正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具体的事务上。我猜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一个是在国外没有学到真东西，可能只了解了一些皮毛；一个是我们的观念意识跟人家相差太大，学完别人的东西反而自己乱了方寸，回来就能做夹生饭；一个是国内没有外国的那种环境，就像找一次小姐后回家横竖看着自己老婆别扭一样。到现在我也经常能看到出国回来的人智商还不如出去之前呢。

很难说苏越在日本学习那几年究竟掌握到了什么。与他共事的那段时间，谈及对唱片业的认识，他倒自有一番理解，至少比起当时同行的土鳖观念还是很新的。但在具体操作上，我发现他有点不了解行情，比如包装偶像，在当时，中国人对偶像的理解哪像现在啊，不管是多大个的傻逼都有人追捧。当时尚处于启蒙阶段，因为当时娱乐消费的主力不是青少年脑残，虽说之前有小虎队、四大天王之类的偶像。那时候咱中国人不是啥世面都没见过吗，觉得是个外面的秃子就会念经。真的轮到自己做偶像，这帮人就不买账了。之前苏越包装的楚奇楚童孪生兄弟，商业上只能算是常规的成功，但是他认为做偶像包装就是他做唱片公司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跟他在日本留学时所见所得有关，日本唱片公司喜欢做偶像歌手，因为符合日本人的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国人哪他妈有什么审美啊。

苏越当时在歌手大奖赛上选中黄格选，原是想把他做成偶像，所以对签约谢东就犹豫了很长时间，认为谢东长得不帅。我听了谢东的歌，觉得他这张专辑的歌都挺好听，至少磁带卖的不会差。我直觉上认为《中华民谣》在南方一定会受欢迎。事实上，我的判断没错，谢东新专辑出了之后，我带他去华东做宣传，他一路上很担心自己的专辑销量不好，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我们去了一周的时间，第三天他知道磁带已经发出去4万盒了，心花怒放。最后一站到上海，得知已经发出去7万盒了，谢东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狂野了，觉得自己已然成腕。回北京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哈哈。我倒不介意这些，带歌手做宣传只是我的工作而已，至于歌手与我关系远近，一点都不重要。只是这种颇戏剧化的变化常常让我反省——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虽然谢东私下里不止一次跟我说，苏越瞧不上他，但最后他的专辑《一路等候》卖了20万盒。如果苏越能好好和谢东合作，我相信至少谢东是能给公司赚钱的。也许谢东看出苏越并不中意他，同时谢东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单干了，在他们合作了这张专辑之后，便分道扬镳。

我当时觉得，如果苏越能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不那么自负，审时度势，他至少会比当时的其他人做的会更好一点。不过当时做歌手的路数都那样，潘劲东、林依伦、黄格选、高林生、罗中旭……这些小白脸我真分不清差异在哪里。相反，像老狼这种德行的歌手反而很有特点。事实上，唱片业或者娱乐业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正的偶像从来长得都不偶像——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去理解过这句话。

在90年代中期，在内地做唱片公司风险很大，没有个五六百万最好别碰。那时候广州、北京、上海有将近五十家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多达几百人，每年出的专辑有三百多张。但多数支撑不到一两年就死掉了。像红星音乐生产社这样的公司能负隅顽抗四五年，简直是奇迹。而在纷纷倒下的唱片公司中，北京影音也未能幸免。

我记得是1995年左右，当时北京影音经营状况不好，经常传出公司要倒闭的消息。终于，一天下午，上级领导来到公司，当时苏越的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北京影音的气数已尽。北京影音的倒闭跟后来苏越用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补出个大洞的方式差不多。当时北京影音经营不善，为了能经营下去，苏越从银行贷款，最后贷款还不上，虽说只有一百万，但却是致命的，只好倒闭。

以我对苏越的了解，他是颇有一番雄心干出点事的，但他不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尤其是对市场的判断上，常常出错。后来他又开了一家万森文化公司，开始拍电视剧，最后好像也不了了之。

拍电视剧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当，一般投入一部电视剧的资金都在五千万以上，一旦有一部电视剧卖不好，基本上就意味着你该关门了，必要的时候你该跳楼了。我采访过一些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对拍电视剧的感觉就是如履薄冰。当然，卖好了能赚五千万，这就是诱惑。我有个朋友是编剧，他常常给有朝无昔的影视公司写剧本，花半年时间把剧本写完了，一打电话，才知道公司几个月前倒闭了——白忙活了。所以他后来想出个办法，先把剧本策划费拿到，告诉他们现在回家写剧本，然后把手机一关，半年后打开手机，先打电话问问该公司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健在，才动手写剧本。你看，影视公司就跟中国人一样——说没就没。

苏越恰恰是选择了高风险的电视剧，结果资金链断了。

我一直觉得，苏越如果只是把自己定位在音乐家这个角色上，日子过的不会差，但他却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他始终没有正确认清自己，比如，在谈及80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史，我采访过很多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有一说一，从来不把别人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苏越往往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安在自己身上。这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客观判断。用你们敬爱的罗老师的话讲就是“把眼前出现一片幻觉当真了”。如果苏越能够在某一次失败后反思一下自己，后来不至于铸成大错。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你在成年之后形成一套很坚实的逻辑体系后，你就既看不清自己逻辑的缺陷也看不清别的逻辑了。

从认识苏越那天起，他就一直挺重视我，经常跟我讨论一些事情，后来他开新公司，也找我，希望能一起做点事情。这让我挺感谢他的。但我自由散漫惯了，同时也觉得双方的理念差异太大了，后来也没有什么合作。

无期徒刑对一个年过五十的人来说是灾难，一生几乎没有盼头了。也许将来还会有减刑，甚至保外就医，能早点出来。在他跟高晓松换班之后，希望他保重吧。

法庭上的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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