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是作曲家约翰·凯奇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也是他的实验性杰作《4分33秒》首演60周年。约翰·凯奇（全名John Milton Cage），美国人，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1912年9月5日出生于洛杉矶，1992年8月12日逝世。从1950年起，他的名声和影响波及全世界。1961年，他的演讲、论文集以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无言》出版问世；从此确立了他作为当代一位主要的音乐理论家和美学思考家的地位。作为“机遇”（chance）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他曾深受远东哲学、美学、尤其是佛学禅宗和中国《易经》的影响。
美国乐评家阿历克斯·罗斯说过，音乐史上没有什么时代能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相比。“音乐突然陷入了一种爆发式的大混乱，革命的、反革命的，理论的、辩证的，结盟的、分裂的，轮番上阵。现代音乐的语言几乎每年都被重写，十二音体系给全序列主义让位，后者给偶然音乐让位，然后有自由流淌音乐、新达达主义、拼贴音乐，等等。”在喧嚣中，静默登场。这是偶然，也是必然。
1952年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镇见证了现代音乐史上的一场大事件，约翰·凯奇（John Gage）的钢琴曲《4分33秒》在马维里克音乐厅首演。钢琴家大卫·都铎走上台，打开钢琴盖，在钢琴边静坐了4分33秒，起身，鞠躬，下台。人们大叫着：“伍德斯托克的善良人们，快把这些人赶走吧！”评论界一片哗然。
著名古典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曾盛赞《4分33秒》：“该作品澄明得如此具有远见，呈现了一种毫无冗余的对观念艺术的完整构建。”凯奇解释了音乐的真相——音乐不是音乐家拥有或生产出来的产品。静默也是音乐。我们去听音乐会时自动选择剔除的所有那些环境噪音，比如皮鞋吱吱声、邻座的喘息声、远处卡车的轰隆声，甚至我们自己思想的噪音，也都是音乐。凯奇说：“他们以为是静默的，其实充满了偶然的声响。”这些都是艺术的一部分，试图忽略或否定它们，是将聆听音乐减为火柴盒大小的单调乏味。
多年后，凯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倾向于暴力而非温存，地狱而非天堂，丑陋而非美丽，肮脏而非纯净——因为我们在如此作为时，它们转化了，我们也被转化了。”相对于大家为他贴上的“前卫派”标签，他本人更喜欢用“实验性”，因为包罗而不排斥。事实上，凯奇的音乐时常在极度暴力和极度温存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一位实验音乐家的养成
约翰·凯奇生在洛杉矶，父亲是个发明家，发明了最早一批能下水的潜艇。
1942年，他搬去纽约，1940年代末住在哈德逊河东岸租来的顶层公寓里，他用波希米亚禅意风和极简派家具装饰寓所。他的作曲台配着一盏非常亮的灯，用德国产的速写笔作曲。1950年代初，凯奇打扮得像个时髦的青年物理学家，头发剪得很短，穿领子浆得笔挺的白衬衫。凯奇的个性是古怪与俗气的奇妙融合，即便在探索神秘难懂的音乐领域时，他的活动也很少离开媒体的视线。
凯奇对勋伯格很感兴趣，就尝试用十二音体系作曲，结果整出了25个音。从一开始凯奇就表现出了对主流古典音乐的鄙视，开始四处寻找替代品。他18岁那年去了一次柏林，深受魏玛文化的刺激。他碰巧听了一场保罗·欣德米特和恩斯特·托赫搞的“留声机音乐会”，留声机在台上播放事先录好的声响，包括只有音节构成的“说话音乐”。1939年，凯奇写了《想象的风景第一号》，其中留声机本身与静音钢琴、中国钹、变速转盘一起，成了乐器。3年后他又写了一部用收音机、录音机演奏的作品，在乐谱上讽刺地注明：“本作品使用一些古典音乐片段，如德沃夏克、贝多芬、西贝柳斯或肖斯塔科维奇。”
凯奇爱用音乐嘲弄这些经典作曲家，在他眼中，古典传统正是急需解构的庸俗滥调。观念艺术家杜尚是他的智性英雄，把贝多芬或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拆成碎片，随机播放，就好像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画一撇小胡子，或是将小便池当成雕塑展示。他热爱静默，也同样热爱噪音。他最著名的发明是“加料钢琴”，在钢琴弦上夹各种异物，以达到作曲者和表演者都无法预料的效果。在1950年代初，凯奇甚至开始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下一个音怎么写。他从一个音到另一个音的过渡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任何结构性和系统性，这种对控制的彻底放弃令人们大惊失色。
这是他学习《易经》的结果。1951年创作的《易乐》钢琴套曲完全基于《易经》，他用一串骰子来决定弹什么音、该延续多久、响度如何、节奏如何，同时应该积累几层活动。如果骰子掷出来是最大数，凯奇就写下“非理性的”音符数目，然后由演奏者自行决定如何演绎。而乐谱上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静默。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凯奇渐渐对“音响和静默之间的交互变换”产生了兴趣。
这种对“变”的使用，的确离欧洲古典音乐传统越来越远，但在纽约艺术圈可一点儿不新鲜，杰克森·波洛克、威廉·德·库宁、弗朗兹·克莱恩、巴内特·纽曼这些人要么在画布上拼命乱泼乱涂，要么画单色图形和几何线条，要么索性将画布涂成全黑或全白。凯奇和这些画家打成一片，跟着他们从艺术家俱乐部混到东第八街再到雪松酒馆。他与舞蹈家摩斯·康宁汉形影不离，一同创造了一种偶然驱动的舞蹈形式。这种看似将音响与动作分离的演绎，实则是为了在深层的观念上重新汇合。大概在这段时期里，凯奇浏览了大量禅宗文献，对于那种自然无为的创作方式十分着迷。
静默的音乐革命
后来的音乐学者常爱以禅宗对约翰·凯奇的影响为题大作论文，听上去好像凯奇在遇到禅宗之前是个傻子，遇到禅宗之后突然顿悟了。其实对于许多领域的伟大人物而言，他们在创作早期就已经有了新鲜想法的萌芽，但只是不自信这些想法是否真心天才。当他们遇到有相似想法的人群，或是在古代文学、哲学中找到了相似的思想资源，才逐渐自信起来，然后开始充分延伸发展那些思想的火花。
凯奇在纽约的公寓成了艺术同好的实验室。他的常客有年轻的实验作曲家、画家，还有后来演奏了《4分33秒》的钢琴家大卫·都铎。
1952年春夏，凯奇以3场历史性的音乐会开始了一场革命。第一场是《水乐》，都铎不仅弹了加料钢琴，还洗了扑克牌，把水从一个容器倒进另一个容器，学鸭子叫，不停调换广播台。第二场题为《黑山》，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观众可以演奏音乐或是制造各种噪音。凯奇站在一个梯子上进行禅宗哲学演讲，罗伯特·劳森伯格以双倍速播放了皮亚芙的唱片，康宁汉在跳舞，都铎在弹加料钢琴，旁边放着小电影，青年男女在倒咖啡，说不定还有一只狗在叫。一位达达主义者觉得这一切太荒唐，抗议着离场。
第三场也就是那著名的《4分33秒》首演。凯奇后来说该作品是受了劳森伯格一组全白油画的启发，当时他心想：“音乐落后了。”事实上他在《易乐》中已经实验了静默之声，劳森伯格的画只是鼓励他迈出那最后一步而已。正如很多怀疑论者所指出的，任何人都能写这种无声之乐，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凯奇在面对现代艺术的超速演化时，总能抓住那些关键的环节，然后写进自己的音乐。
凯奇1992年去世，他并不是打破观念壁垒的第一人。埃里克·萨蒂在一战期间创造了一种“家具音乐”，敦促巴黎观众在音乐家演奏时聊天走动。查尔斯·艾夫斯希望他的《第四交响曲》在遥遥相对的山巅上由不同的乐团演奏。波士顿的美术博物馆策展人阿南达·K ·库玛拉斯瓦弥与凯奇相熟，他认为所有西方艺术都必须拥抱日常生活的景观、声响和气味，否则就毫无意义。这正是凯奇在《4分33秒》中所做到的。
凯奇在写《钢琴与乐队协奏曲》时说过：“我的目的是要将截然不同的事物捏在一起，就像大自然所做的那样，比如森林里，或是城市的街道上。”他还说过：“任何要把‘非理性’排斥在外的尝试都是不理智的。任何完全‘理性’的作曲方式就是极端的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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