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作品106，贝多芬确定了今后的艺术方向，进入晚期创作的高峰。至1827年去世约十年时间，他写出了最后的十多部杰作[大致按创作年代顺序，包括晚期钢琴奏鸣曲四部（作品106、109、110、111），《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庄严弥撒》（作品123），《第九交响曲》（作品125），晚期弦乐四重奏五部（作品127、130、131、132、135），以及《大赋格》（作品133）]，几乎每一部都是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其艺术质量之高妙和音乐创意之独特，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已知天命”的贝多芬留给世界的声音密令和精神遗嘱。这里面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诉说的？
当然，我们必须一次次地直接卷入音乐的实际音响，才能真正窥知其中堂奥。但我们也不妨试探用文字和概念的方式来铺设领悟的通道。从技术风格的层面看，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并难以用常规范畴予以定位，那是因为贝多芬对音乐语言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带有强烈“德国式”的透彻反思性处理，并以此在很多方面干脆越过十九世纪，直接预示了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理念和精神。例如，针对音乐的主题－动机发展手法，贝多芬一改传统中常用的完整旋律性思维模式，往往将中心的动机构思为一种“细胞式”的、乃至是“基因式”的抽象结构，从而使音乐的运行高度集中，并使音乐的结构极端严密。
像《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的第一乐章和末乐章，或者《大赋格》（作品133）这样的音乐，由于音乐结构的高密度压缩，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这种音乐如果事先没有仔细阅读乐谱并作精致的分析，就不可能仅凭听觉真正完全理解其中的艺术匠心。又如，聆听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很快就会察觉作曲家对复调手法的大面积运用。如果说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复调手法仅仅是一种特别的手法，用于特殊的效果，那么在晚期创作中，复调就成为全方位渗透的常态。尤其是，赋格——这个复调音乐的代表性象征，这个从巴赫那里传承下来的前辈衣钵，在贝多芬手中一变为既有巴洛克遗风、又有古典式创意的音响建筑。几乎每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中都有作为结构重心的赋格曲，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但在属性和写法上又彼此呼应。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对前人的艺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融入当下的语境，贝多芬在此所呈现的理念和做法，几乎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但又是不可模仿的）示范。
再如，在《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中），我们看到了对奏鸣曲式——这里是古典主义本质所在的音乐重镇——最为大胆但又是最为老成的运用：外在的架构似乎被抛弃，但内在的精髓却全部保留；而在《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中，当那首乏善可陈、俗不可耐的圆舞曲主题响起时，听者可能难以想象，贝多芬针对这个主题将进行怎样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加工、讽刺性嘲弄和升华性超越：这首全部音乐史中性格变奏曲的皇冠明珠，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最佳范例。
虽然应该对音乐进行上述技术和风格层面的说明和解释，但笔者以为，对于任何音乐，这都是不够的，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尤其不够。贝多芬晚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风格层面上的探索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音乐性格上的开拓和音乐意境上的创造。
在此，需要引入一些有关音乐的根本性美学和哲学思考。贝多芬自己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难道音乐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如何能够像哲学和智慧一样给接受者以人生的启示和指引？贝多芬的这句话究竟是一种随意的戏言，还是一种认真的思考？笔者以为，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是一份最高质量的例证说明——音乐确乎可以自己独特的音响方式，显现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在绝对的意义上，直接就“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音响肉身——也就是说，世界某种最深刻的本源和人生某种最深邃的境界，只有通过贝多芬的声音构造，才第一次而且永恒地显现出来并达到存在，我们由此才能够看（听）到并领悟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质和人生况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途径和方式。
那么，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究竟给出了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世界哲学？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与贝多芬中期相比，贝多芬晚期是从“人定胜天”转变为“天人合一”。在这里，“小我”让位于“大我”。或者说，从“有我之境”转变为“无我之境”。中期的“从痛苦走向欢乐”深化为晚期的“通过磨砺抵达星辰”。怒不可遏的成分明显减少，超然达观的态度占据上风。内省式的深思和超越性的宁静成为基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冲力依然存在（如《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谐谑曲），但在很多的时候却平添了几分犹豫和退让[如《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末乐章]。
有意思的是，与莫扎特晚期境界的宽容、明净、祥和与甘美不太相同，贝多芬晚期的意境更多是深沉、苍劲、敬畏、升腾、欣喜、幽默与和解。考虑到贝多芬当时与自己侄子和弟媳妇的困难关系，以及听觉失聪、体弱多病、年老孤独等外在不利因素，他必定对常态的、日常性的凡俗生活感到深深的无助乃至失望。但同时，他又竭力挣脱日常生活和尘世俗务的干扰，沉浸在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升华的世界中，通过音乐写作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和确定世界意义和人生价值。
他仍然有力量发出最宏大的升腾性号角和民众性颂歌[《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但他此时最深切的感受来自真正个人化的内心，这特别令人感动并且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在最深刻的底部实际上是超越一切藩篱而息息相通的。通过私密性的宗教情怀[《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第三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通过对人声“抽泣”的原真性展示[《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0）中的“Cavatina”咏唱曲乐章]，贝多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提升到了人类生存体验的高度。对民间生活[（作品130）中的德国舞曲乐章]的乡土性回忆和对18世纪贵族世界的温馨怀旧[《迪亚贝利变奏曲》最后一个变奏]为音乐平添了多维的历史文化向度，使贝多芬晚期的音乐具有更为宽厚的人性温暖。在诸如作品106末乐章引子这样的奇妙音乐中，贝多芬将人的思索状态和思索过程直接写入音乐之中，从而突破了音乐的常规范畴。虽然很多晚期作品因为乐思的奇特而造成表演上的特殊困难，但贝多芬在最后一首四重奏（F大调，作品135）中，却以举重若轻的幽默方式来处理看似沉重的命题……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不仅达到了他个人的艺术顶峰，而且也标志着整个音乐发展史中的一个制高点。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通过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发展，显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进步过程，其中不仅揭示出人是什么，而且展示出人应该是什么——尽管贝多芬作为一个普通人，身上不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憾，但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用一种无可替代的音响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并认识到，人性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以及人在理想中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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